《辽宁省性病防治管理办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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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冀政办 2001 13号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01年5月28日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８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河北省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河北省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及廉政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及省以下各级党政机关、实行财政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
体（以下统称采购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自筹资金进行政府采购的，适用本办法。
前款所称财政性资金，是指财政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总称。自筹资金是
指采购单位除财政预算内、外拨款之外的其他资金。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政府采购，是指采购单位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佣等
方式获取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第四条 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透明、效益及维护公共利益的
原则。
第五条 各级政府财政部门是政府采购的主管部门，下设政府采购办公室（以
下简称采购办），负责本地区政府采购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具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二）制定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制度以及相关配套措施；
（三）审核、汇编政府采购预算（计划）；
（四）编制政府采购目录方案；
（五）审批进入本级政府采购市场的供应商资格；
（六）审批社会中介机构取得同级政府采购业务的代理资格；
（七）委托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采购中心”）对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内的
采购项目组织采购；对采购中心无能力组织实施的政府采购目录内的采购项目委托
取得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办理；
（八）负责对定点采购的管理，与定点单位签订定点合同，对定点单位合同履
行情况、事业行政单位定点采购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九）监督政府采购活动；
（十）建立和管理同级政府采购网站；
（十一）负责政府采购信息的统计、汇总、分析、上报；
（十二）组织政府采购人员的培训；
（十三）受理政府采购中的投诉事项；
（十四）指导下级政府采购工作；
（十五）处理政府采购中的其他事务。
第六条 各级采购办与采购中心必须分开设立，各负其责，形成制衡机制。
第七条 政府采购实行采购目录管理制度。财政部门应当根据政府采购的实际
需要，编制年度政府采购目录，报经本级政府同意后，公布实施并通过新闻媒介向
社会公布。
第二章 政府采购主体
第八条 政府采购主体包括采购中心、具备政府采购代理资格的中介机构和供
应商。
第九条 各级政府采购中心是指政府批准的负责集中采购业务的专职机构。履
行下列职责：
（一）受采购办委托具体组织纳入政府采购目录范围内的集中采购事宜；
（二）对属于竞争性谈判采购、询价采购、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采购项目，按
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组织实施；
（三）建立政府采购信息数据库、供应商信息库、专家信息库；
（四）定期在政府采购网站发布采购信息；
（五）受采购单位的委托，代其办理分散采购招投标事宜；
（六）按月向政府采购办报送政府采购信息情况；
（七）办理采购办交办的其他政府采购事务。
第十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社会中介机构，均可向市以上采购办申请取得政府采
购业务代理资格：
（一）依法成立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二）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完善的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
（三）熟悉国家有关政府采购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接受过省级或省级以
上财政部门举办的政府采购业务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机构人员的２０％以上；
（四）具有足够数量的专业人员。其中中级和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技术、经济、
法律专业人员分别占在职人员总数６０％和２０％以上；
（五）具有从事政府采购业务代理活动所需要足够的营业场所、设施和资金，
具有较完善的供应商信息库、专家库、招标业务资料库等专业技术信息系统，能采
用现代科学手段完成政府采购代理工作；
（六）能认真执行政府采购法规、政策和规定，自觉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法
定代理人在申请资格前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七）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取得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受采购办的委托，承
办纳入政府采购目录特殊项目的招投标事宜。
第十二条 政府采购业务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由省级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 供应商是指具备向采购单位提供货物、工程和服务能力的法人、其
他组织或者个人，包括中国供应商和外国供应商。
第十四条 凡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取得政府采购的中国供应商资格：
（一）依法成立的独立法人，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他组织或个人；
（二）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具有良好的信誉和纳税记录；
（三）遵守产品质量法律、法规，能够保证产品质量；
（四）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良好的履行合同记录；
（五）有良好的资金、财务状况；
（六）良好的售后服务和人员结构；
（七）特殊行业要具有相关部门核发的资格证书；
（八）国务院财政部门及省级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取得政府采购的外国供应商资格：
（一）经国家财政部门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一次性准入政府采购市场的外国
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二）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公约、条约、协定，所承诺的准入我国境
内的政府采购市场的外国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外国供应商享有并履行与国内供应商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 供应商准入政府采购市场的管理办法，由省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七条 政府采购分为集中采购、定点采购和分散采购三种形式。
集中采购是指对纳入政府采购目录的采购项目，由采购中心或经采购办批准并
委托的具备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组织招投标、采购单位根据中标
结果与中标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财政部门直接与供应商办理结算的一种
采购方式。
定点采购是指财政部门委托采购中心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定点单位，财政
部门与定点单位签订履约合同，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采购单位直接到定点单位接受
服务、购买限定用品，财政部门或采购单位直接与定点单位办理结算的一种采购方
式。
分散采购是指对未纳入政府采购目录的采购项目，由各采购单位自行采购或委
托采购中心、具备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组织招投标，由采购单位
与中标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并直接与供应商办理结算的一种采购方式。
第三章 政府采购方式
第十八条 政府采购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
等采购方式。
第十九条 公开招标采购，是指采购中心或经采购办批准和委托的具备政府采
购业务代理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以下统称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
的供应商（以下统称投标人）投标的采购方式。
第二十条 对纳入政府采购目录的采购项目，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因
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的，应当事先得到本级采购办的批准。
第二十一条 邀请招标采购，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五个以上特
定的供应商投标的采购方式。
第二十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经同级采购办批准，可以采用邀请招标方
式进行政府采购：
（一）采购项目复杂或具有特殊性，只能从有限范围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处采购；
（二）采购项目的价值低，研究和评审投标文件所需时间长、费用高，采购人
只能通过限制投标人数量来达到节省资金的目的。
第二十三条 竞争性谈判采购，是指招标人直接邀请三家以上的供应商就采购
事宜进行谈判的采购方式。
第二十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经同级采购办批准，可以采取竞争性谈判
采购方式：
（一）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或者没有合格标的；
（二）出现了不可预见的急需采购，而无法按招标方式得到的；
（三）投标文件的准备需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
（四）供应商准备投标文件需要高额费用的；
（五）对高新技术含量有特别要求的；
（六）采购办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 询价采购，是指对三家以上的供应商提供的报价进行比较，以确
保价格具有竞争性的采购方式。
第二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经同级采购办批准，可以采取询价采购：
（一）采购的货物规格、标准统一，现货货源充足；
（二）采购金额不大的单项、零星采购。
第二十七条 单一来源采购，是指采购单位向供应商直接购买的采购方式。
第二十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经同级采购办批准，可以采取单一来源采
购方式：
（一）只能从特定供应商处采购，或供应商拥有专有权，且无其他合适替代标
的；
（二）原采购的后续维修、零配件供应、更换或扩充，必须向原供应商采购的；
（三）在原招标目的范围内，补充合同的价格不超过原合同价格５０％的工程，
必须与原供应商签约的；
（四）预先声明需对原有采购进行后续扩充的；
（五）采购单位有充足理由认为只有从特定供应商处进行采购，才能促进实施
相关政策目标的；
（六）从残疾人、慈善等机构购买的。
第四章 政府采购程序
第二十九条 政府采购程序包括编制和批准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落实资金、核
实采购清单、委托采购中心或社会中介机构组织招投标，签订和履行采购合同，验
收和结算等。
第三十条 政府采购办应当在编制年度部门政府采购预算之前，颁布年度政府
采购目录。
第三十一条 政府采购预算是部门预算的组成部分，各事业行政单位在编制年
度部门预算的同时，对政府采购目录列示的项目，在财政部门下达的部门预算限额
之内，按照同级财政部门的要求编制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政府采购预算应列明拟
采购货物、工程及服务的名称、数量、质量、规格、单价、总价、供应时间等情况。
第三十二条 财政部门在审核部门上报的预算时，应在部门预算总指标控制数
之内对部门提出的政府采购建议计划提出核定意见，统一编入部门预算文本，年度
政府采购预算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形成本级年度政府采购预算。
第三十三条 各采购单位的政府采购预算，由同级财政部门在批复部门预算时
同时批复。
第三十四条 落实采购资金、核实采购清单。采购项目属于预算内、外资金的，
在实施采购前由主管部门将所需资金汇总后报同级财政部门，由同级财政部门将本
次采购资金从财政国库或财政预算外专户划拨到“政府采购资金专户”。采购项目
属于采购单位自筹资金的，在实施采购前由采购单位将本次采购资金划拨到同级财
政“政府采购资金专户”。同级财政部门对采购单位提出的采购项目清单及使用的
资金进行审核，资金符合国家规定并划拨到“政府采购资金专户”的，方可批准进
行采购。
第三十五条 委托采购中心或具备政府采购代理资格的中介机构招投标。同级
采购办对核准采购单位的政府采购申请，委托采购中心或具备政府采购代理资格的
中介机构招投标。
第三十六条 政府采购项目实行公开招标、邀请招标采购方式的，其招投标程
序及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政府采购项目实行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采购、单一来源采
购，其程序及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没有规定的，遵照本办法。
第三十七条 对政府采购项目实行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的，招标人或采购单位
应将以下有关情况及时书面报政府采购办：
（一）招标文件经采购单位签字盖章后，招标人应将招标文件报同级采购办备
案。采购办收到招标文件后７个工作日内如无异议，招标人方可在采购办指定的报
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招标公告；
（二）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１５日内，向采购办提交招标投标情况
的书面总结报告；
（三）政府采购合同内容由招标人拟定，经采购单位签字盖章后，招标人应将
合同草稿报同级采购办备案，采购办收到招标人上报的政府采购合同后７个工作日
内如无异议，采购单位方可与中标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四）政府采购合同订立后７日内，采购单位应当将合同副本报采购办备案；
（五）政府采购合同需要变更的，采购单位应当将有关合同变更的内容及时书
面报政府采购办；
（六）政府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某些特殊情况需要终止合同的，招标人应
当将终止合同的理由以及相应的措施，及时书面报采购办；
（七）供应商有违反政府采购合同的行为，采购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解决，并将有关供应商违约的情况以及拟采取的措施，及
时书面报采购办。
各级采购办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对招标人或采购单位备案的有关资料按照有关
规定进行认真的审查，对不符合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的应通知其修改，直到符合政府
采购规定为止。
第三十八条 开标应当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和程序公开进行，由招标
人主持，在财政、监察、公证机关的监督下进行，邀请所有投标人、评标委员会成
员、采购单位的代表参加。
第三十九条 对实行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的，其评标委员会有以下人员组成：
招标人、采购单位的代表、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单数，
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第四十条 对实行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的，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
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设有标底的，应当参考标底。评
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采购单位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并确定合格的
中标人。
第四十一条 竞争性谈判采购程序：
（一）采购单位出具符合实行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的理由及证明材料，由采购
中心或中介机构提出书面意见，报采购办批准后交采购中心或采购办委托中介机构
组织谈判；
（二）采购中心或采购办委托中介机构（以下简称谈判人）根据采购单位提出
的要求，拟定合同条款或供货（工程）合同技术附件；
（三）谈判人确定采购方谈判小组成员、谈判程序、谈判内容、定标标准等事
项。采购单位或其代表应当作为谈判人之一；
（四）谈判人拟定的合同条款或供货（工程）合同技术附件，提出邀请参加谈
判的供应商名单，并连同邀请理由报采购办备案；
（五）向供应商发出邀请函；
（六）谈判小组与供应商进行谈判，谈判时同级采购办派员进行现场监督。在
谈判活动中，谈判人应当分别与单一供应商进行谈判，谈判的任何一方在未征得另
一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透露与谈判有关的一切技术资料、价格或其他信息；
（七）谈判结束后，谈判人应当要求所有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在规定的时间内提
出最后报价及有关承诺，谈判人据此确定中标供应商。中标人确定后，采购单位对
谈判小组确定的中标人进行认可；
谈判人向中标人签发中标通知书、向落标单位发落标通知书；
（八）中标人确定后，谈判人应将谈判纪要及确定中标供应商的理由在谈判结
束后５日内报同级采购办备案。
第四十二条 采用询价采购，至少要邀请三家以上供应商鉴别比较，择优选定。
第四十三条 询价采购程序：
（一）采购单位出具实行询价采购方式的理由及证明材料，由采购中心或中介
机构提出书面意见，报采购办批准后交采购中心或采购办委托的其他中介机构组织
询价；
（二）采购中心或采购办委托的其他中介机构（以下简称询价人）根据采购单
位提出的要求，拟定合同条款或供货（工程）合同技术附件；
（三）询价人确定采购方询价小组成员、价格构成、定标标准等事项。采购单
位或其代表应当作为询价人之一；
（四）询价人拟定的合同条款或供货（工程）合同技术附件，询价人提出报价
供应商名单，并附选择理由报同级采购办备案；
（五）向供应商发出邀请函；
（六）询价小组与供应商进行询价，询价时同级采购办派员进行现场监督。询
价活动必须公平进行，询价人应当要求供应商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询价人确
定的中标人应当是符合政府采购要求且报价合理的供应商。中标人确定后，采购单
位对询价小组确定的中标人进行认可；
询价人向中标人签发中标通知书、向落标单位发落标通知书；
（七）询价人应当将询价纪要及确定中标供应商理由在询价结束后５日内报同
级采购办备案。
第四十四条 单一来源采购程序：
（一）采购单位出具实行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证明材料，提供唯一供应商名单，
由采购中心提出书面意见，报采购办批准后交采购中心与单一供应商进行询价。
（二）采购中心根据采购单位提出的要求，拟定合同条款或供货（工程）合同
技术附件；
（三）采购中心确定采购方询价小组成员、价格构成、定标标准等事项。采购
单位或其代表应当作为询价人之一。
（四）询价小组与供应商进行询价，询价时同级采购办派员进行现场监督。询
价小组与供应商达成一致意见后，采购单位对询价小组与供应商协商的价格进行认
可，采购中心向供应商签发中标通知书；
（五）询价人应当将询价纪要及确定中标供应商理由在询价结束后５日内报同
级采购办备案。
第四十五条 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
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
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对投标人和中标人具
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投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
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采购单位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３０日内，按照
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所订的合同不得对招标文件和中标人
的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第四十七条 在签订采购合同时，采购单位可以在招标文件规定的范围内对采
购物品或者服务的数量予以增加或者减少。增减的幅度不得超过中标金额的１０
％，并不得变更单价。
第四十八条 长期供货合同和服务采购合同，合同履行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１
８个月。
第四十九条 投标人一旦中标，采购中心将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
金，投标保证金达不到履约保证金金额或比例的（不高于政府采购合同金额１０
％），中标供应商应当在采购合同签订后１０日内，向采购中心补交。
第五十条 采购单位可以从货款中留置中标供应商不高于合同金额１０％的质
量保证金并在采购合同中应予明确。采购合同履行完毕，产品质量达到合同约定质
量要求的，采购单位应于采购合同履行完毕后１０日内通知财政部门将留置质量保
证金拨付商品供应商。
第五十一条 采购合同一经签订，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
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需变更合同的实质性条款的，采购单位应当于变更合同
前征得同级采购办、招标人的同意。
第五十二条 合同履行中，采购单位如需另行采购与合同标的相同的物品或者
服务的，经同级采购办批准，可以在不变更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与供应商协商
签订补充的采购合同，但补充合同的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金额的１０％。
第五十三条 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中标人不得
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
第五十四条 除本办法有规定外，政府采购合同的订立、履行及其他事项，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大型或者复杂的政府采购项目，招标人应邀请国家
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负责验收工作。
验收方成员应当在验收书上签字证明，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采购中心（招标人）可以向投标人收取制作标书费用，按中标金
额向中标供应商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具体收费标准由省财政、省物价部门另行制定。
第五十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在财政国库（或财政集中支付）部门开设“政府采
购资金专户”，统一办理集中采购项目资金结算。
第五十七条 采购单位对中标供应商提供的商品验收合格，即向财政部门开具
政府采购集中支付拨款申请书并提供有关资料，采购办、财政国库（或集中支付）
部门审核无误后，从“政府采购资金专户”直接向商品供应商支付价款。
政府采购资金财政直接拨付办法，由省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五十八条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新增国有资产的管理，及时办理新增
资产的登记。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九条 各级采购办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的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包括以下
主要内容：
（一）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
（二）政府采购项目预算的执行情况；
（三）有关政府采购的标准、方式和程序的执行情况；
（四）政府采购合同的履行情况；
（五）社会中介机构接受采购办委托采购的，委托合同履行情况；
（六）实行定点采购的，监督定点单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情况、事业行政单位
定点采购制度执行情况；
（七）其他应当监督检查的内容。
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材料。
第六十条 采购办发现正在进行的政府采购严重违反规定，可能给国家、社会
公众和当事人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责令停止采购，并及时作出处理。
第六十一条 政府采购当事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可以向采购办提
出书面投诉。采购办应当在收到投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处理。
第六十二条 政府采购应当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以及社会的监督。任何单位
和个人有权对政府采购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告和检举，采购办及有关部门应当及时
进行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三条 凡列入政府采购目录范围的项目，未经财政部门批准，采购单位
自行组织采购的，按以下规定进行处罚：
（一）采购单位使用的采购资金属于财政预算内、外资金的，财政部门尚未拨
款的，不再拨付资金，已拨付资金从下一年度部门预算中等额抵扣，建议有关部门
对采购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二）采购单位使用的采购资金属于自筹资金的，建议有关部门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三）对属于定点采购项目的，采购单位未经财政部门批准擅自到非定点单位
采购的，责令改正，建议有关部门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四条 社会中介机构或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招标无效；给
采购单位或者供应商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禁止其三年内
代理政府采购招标业务：
（一）未取得政府采购招投标代理资格而接受采购单位的委托为其进行政府采
购目录项目的招投标的；
（二）取得政府采购代理资格组织的招投标项目属于政府采购目录且未得到财
政部门委托书的；
（三）明知招标项目超过财政部门委托书规定标准和经费限额仍为采购单位招
标的；
（四）未按本办法规定组织评标委员会或未按本办法规定的评标原则评标的；
（五）未按本办法规定将政府采购有关资料及时向财政部门备案和报告的；
（六）与采购单位或者供应商串通，虚假招标的；
（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招标程序的行为。
第六十五条 政府采购活动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行为，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六十六条 招标人或采购单位未按本办法规定报请政府采购办批准、有关手
续、资料未向政府采购办备案或虽已备案但不符合要求而未按采购办的要求进行修
改的，采购无效，财政部门不予拨款，由此造成损失的由违规的招标人或采购单位
负责。
第六十七条 政府采购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履行本办法的规定，徇私舞弊、
玩忽职守，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八条 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行政处罚，由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
政监督部门决定。
第六十九条 对财政部门作出的投诉处理，当事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条 对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所需要的紧急采购，以
及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采购，不适用本办法。
第七十一条 接受财政补贴的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购置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购买主要原材料也适用本办法。
第七十二条 本办法由河北省财政厅负责解释。省财政厅可依据本办法制定相
配套的有关办法、制度。各市政府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七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冀政办〔１９９８〕４号文同时废止。


刑事诉讼的制度变迁与理论发展


关键词: 刑民边界/司法正义观/刑诉制度变迁
内容提要: 根据《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展示的两个理论命题（合作性司法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以一种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观和理性行动者视角，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分别从刑民边界模糊还是清晰、两种司法正义观的冲突以及时空交错背景下的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些重要的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此，对于未来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拿来主义”式的法律移植效果恐怕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试错；在理论研究层面，则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和基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


“存在”只是一个连续的“曾经”，是一个借着否定自己、破坏自己和反驳自己而存活的事物。——尼采[1]（P2 －3）

一个广阔的大网连接着所有真理，这些真理越是狭窄，越受局限，就越是易于变化，越不确定，越是混乱；而当它扩展到一个较为广阔的领域并上升到较高的着眼点时，真理就越简明、越伟大、越确定。——贝卡里亚（注：转引自黄风：《贝卡里亚传略》，载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3 页。）

一、引子：从中国问题到理论贡献

1996 年 3 月 17 日，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的立法参与和不懈努力下，承载其无罪推定、抗辩制、程序正义等现代程序理想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案通过了全国人大的审议并于 1997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法律人额首相庆，以为法治的春天即将到来。

就在同一年，苏力以其冷静的思考向他自己也向所有的中国法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时至今日仍然直指人心的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站在整个人类知识传统和知识传承的角度，这个贡献不是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翻版，不是中国法制经验的简单堆砌，更不是西方法律制度不问青红皂白的“拿来”和“移植”。用苏力的话来说，“关注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学者有可能作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2]（Ⅶ）

表面看来，以上两个事件毫无关联之处，一个是成文法典的修改和实施，一个是学者的自我反省和理论期许。但在社会急剧转型和变迁的当代中国，对那些不满足于提供立法对策和法条解释的刑事诉讼法学者而言，发生在 12 年前的这两个事件以及 1996 刑诉法的实践效果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他们开始思考既有立法为何无法得到有效实施以及中国司法实践中可能蕴藏的理论创新。

因此，陈瑞华才在《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以下简称“《中国模式》”）中指出：“我们需要从对‘书本法律’的迷恋，转向对‘社会中的法律’的高度重视，将法律程序的实施问题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经过观察、思考与研究，运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提出一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3]（P2）在重修《刑事诉讼法》之声不绝于耳的今天，这种立足现实、着眼于理论贡献的刑诉研究弥足珍贵。因为，在当前的政法制度背景下，面对中国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失灵”，不管是关注“良法”产生的“对策法学”还是重视“美治”实现的“法解释学”都遭遇到了失败。而只有“从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而非法条术语或立法者的意愿）出发，选题研究”，才“可以展开对法治话语各个侧面的批判，既推动改革，又提升学术”。[4]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主要集中于两个看似关系不大的研究主题。前两篇文章从近年来的刑事和解实践出发，总结并提炼了与对抗性司法相对应的合作性司法模式；而后六篇文章却从刑诉法修改以来的实施状况出发，指出“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在一审、二审、再审甚至死刑复核程序中的畅通无阻导致中国的法庭没有审判、现代辩护制度无从展开的现实，并初步探讨了刑事程序失灵的几个原因。之所以说“看似关系不大”是因为，在我看来，在一个更高的，或者刑事诉讼在不同时空背景下交错变迁的层面上，这两个研究主题完全可以勾连起来。由于笔者并非刑诉法专业出身，也由于读者自可以在陈教授的书中获得很多具体的分析、论述和结论，因此，本文打算站在刑诉法之外，更明确地说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上，分别从刑民边界、两种司法正义观以及时空交错下的刑事诉讼三个角度深入探讨《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展示出来的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辨析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刑诉法学研究方法论上可能的突破和贡献。

二、刑事与民事：边界模糊还是清晰

“任何开创性的法学研究都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敏锐地发现中国本土的法制经验，并对这种经验做出深入的总结和概括；二是在总结中国法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般性的概念和理论，从而对这种经验的普遍适用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3]（P8）《中国模式》一书中对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自发产生的刑事和解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提炼即为这一研究路向的初步探路。

以一种长时段的视角，作者发现自贝卡里亚以来，几乎所有的刑诉法学者都在倡导一种以无罪推定为基础的司法哲学，现代辩护制度和建立在口供自愿法则及传闻证据规则基础上的证据制度，是这一司法哲学的制度保障。这种以存在诉讼立场直接对立的控辩双方为前提的对抗性司法，致力于加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和限制强大的国家追诉权，其基本的程序理念有三：1. 以抵御国家任意追诉个人而设计的“无罪推定”机制；2. 以维系控辩双方“平等武装”而建立的程序公正标准；3. 以及为制衡国家刑事追诉权而确立的程序保障。不仅如此，已有的刑诉模式理论，不管是流行于中国法学界的“职权模式”和“当事人模式”，还是帕克总结的“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甚至格里菲斯强调关爱和教育功能的“家庭模式”，由于忽视了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被害人，关注点都集中在国家和被告人的对抗层面（只不过侧重点分别在国家利益还是被告人利益而已），因此均被陈瑞华归入刑事诉讼的对抗模式。对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刑事和解制度以及公诉机关与嫌疑人之间的审前协商现象，由于着眼于被告人和被害人、公诉机关和被告人之间的协商和谈判，现有的以对抗性为前提的刑诉理论因此失去了解释力。该怎样解释这一独特的中国现象？

在既有理论无法提供解释的地方，必然蕴藏着理论创新的契机。站在刑诉理论的学术前沿，面对源出于西方、以无罪推定为龙头、程序正义为主干的整套刑事诉讼理论，陈瑞华在中国的刑事和解运动中找到了对抗甚至颠覆西方刑诉理论的可能，那就是重新找回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并构建以协商和诉讼合作为基础的合作性司法理论。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如果说对抗性司法理论能解释不到 20% 的被告人不认罪的刑事案件，那么包括了最低限度的合作模式、协商性的公力合作模式和私力合作模式的合作性司法理论则能够有效解释 80%以上的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刑事案件。由于对抗性司法固有的局限性（比如，需要投入巨大的司法资源、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况下没有存在的必要、不重视被害人的诉讼参与以及无法解释控辩双方的诉讼合作等），由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刑事案件都有被害人，都存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情形，因此可以预见建立在中国刑事司法经验基础上的，强调妥协、协商和合作的合作性司法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在这个层面上，该书基于中国问题、世界眼光做出的理论创新可能具有某种世界性的意义。

这一评价在很多坚持学科分界的学者看来，似乎有些值得怀疑。由于合作性司法理论的哲学基础在于“利益兼得”和协商合作，而这些价值又明显归属于民法和民事司法，因此在固守刑民法律边界的传统法学理论看来，该理论好像有点不伦不类。脱离了国家追诉、无罪推定和程序正义的理论还是刑诉理论吗？但其一，理论来源于生活，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用既有的理论和边界去“裁减”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其二，民事侵权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进而民事法和刑事法的边界真有那么清晰而不可挑战吗？

鉴于犯罪与侵权边界，进而刑民边界的重要性，接下来笔者将就此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尽管凯尔森从分析法学的角度认为法律上“唯一有效力的区分就是以民事程序技术和刑事程序技术的差别为基础的区分”，[5]（P232）但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进而民事与刑事之间的区分边界却远不如大家想像的那么清晰。根据张维迎教授的研究，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激励机制，不管是针对民事侵权行为还是刑事犯罪行为，法律的目的都是通过责任规则的设计和实施诱导人们事前选择从社会角度看最优的行为，或放弃从社会角度看不应该采取或法律禁止的行为。[6]（P154）只不过我们将前者称为民法，后者称为刑法。由于所有的概念和理论都是方便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基于社会生活的理论抽象和事后建构，程度不同上都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注：对“理想类型”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深入探讨，See，Weber，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Free．Press，1949．），更由于不同时代、不 同 社 会 的“集 体 良 知”（collective conscience）（注：“集体良知”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提出来的概念，指人们能够团结和维系起来的意识纽带。）大不相同，因此什么行为归属于犯罪，什么行为仅仅只是侵权就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行为处于犯罪和侵权之间的灰色地带，还有很多明确的犯罪行为同时又带有民事侵权的成分。前者如轻微犯罪和严重侵权，后者如杀人、抢劫等既有社会危害性又有民事侵权性的行为。

其实，在国家还没有出现的初民社会（可能还应该加上虽然有国家但国家力量太弱小，不足以保障其子民安全的社会），犯罪和侵权是一体的。据波斯纳的研究，虽然巫术和乱伦等潜在危害性很大、侦查起来很有难度的行为被视为对该社会的冒犯而应受惩罚，但初民社会中没有刑法来惩罚诸如谋杀或盗窃这样的行为，几乎所有的震慑功能都由血亲复仇或以赔偿为主要手段的侵权规则承担。[7]（P198 －210）随着国家，特别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在中国是秦朝，欧洲不太一样，但以教会法统治一切的中世纪可以之类比），将“犯罪”从民事侵权行为中分离出来并视其为“弱小的个人侵犯社会整体利益的不法行为”的纠问式诉讼逐渐替代了将所有涉及侵犯他人财产、人身乃至生命的不法行为都视为民事侵权的弹劾式诉讼。

对这一制度更替的历史性事件，可以有多种角度的解释。其一是基于社会契约论的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一个缺乏秩序和安全的社会中，为“使自己脱离战争的悲惨状况”，[8]（P128）人们愿意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也即霍布斯的“利维坦”）以换得秩序、安全和和平（注：关于社会契约，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特别是第六章。也可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庭弼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因此，国家之所以要把针对某个私人公民的暴力行为视为对自己的冒犯，原因在于这是它的契约责任或者它以出售保护换取公民纳税和对它的服从。其二是基于统治成本论的解释。纠问式诉讼的兴起可能在于杀人或伤害减少了国家从受害者那里获得的税收收入，增加了其统治的成本，因此，它有动力以第三方的姿态“偷走”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矛盾（注：对这一解释的总结受益于波斯纳法官对初民社会刑法功能的论述，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1 页。）。其三是基于激励效应论的解释。由于激励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将侵权行为的外部性内部化，在初民社会，由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都相对简单，缺少隐私、亲属群体的连带集体责任和侵权的严格责任就能相当成功地内化侵权人和潜在侵权人可能带来的社会成本，并有效遏制各种侵权行为的发生（注：一个对连带责任和激励制度的精彩研究，参见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区范围的扩大：（1）很多侵权行为伤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权益，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却使得这些被害人没有积极性提起诉讼和获得赔偿；（2）出现了很多没有直接受害人但对公序良俗和社会秩序造成威胁的行为。这是一种有违集体良知的、具有间接外部性的行为，对它的惩罚明显具有社会价值判断的成分；（3）社会交往密度和广度不断扩展、亲属群体纽带逐渐松弱，使得侵权信息越来越难以获得。不仅如此，在侵权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时，侵权人的赔偿能力往往非常有限。这些都使得原有的惩罚可信性无从保障；（4）由于私人复仇制度可能导致连环式的恶性报复，该制度的社会成本慢慢超过了其制度收益（注：对复仇制度演变的一个精彩解读，参见苏力：《复仇与法律》，《法律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43 －81 页。）。正是由于以上情形的变化，民事侵权性的弹劾式诉讼才被犯罪、侵权两分的纠问式诉讼制度所替代，国家作为一个中立第三方介入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才有历史上的正当性（注：张维迎先生曾在《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一文中探讨过刑事和民事界线的设定标准。以一种激励理论的视角，张维迎概括了划分民刑边界的三种标准：外部性标准、惩罚可信性标准和恶性报复标准。本文此处概括的“激励效应论”直接源出于张维迎的这部分论述。参见张维迎：《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55 －162 页。）。

站在不同的学术立场和观察角度，以上三种解释都有其合理性，虽然笔者更偏好立基于社会变迁和理性选择的激励效应论。但仔细考察这三种理论解读，纠问式诉讼对弹劾式诉讼的替代并不是完全的，民事与刑事、纠问式诉讼和弹劾式诉讼之间还存在很多弹性空间和灰色地带。因此，在民事和刑事的交叉领域，不管是从当事人的角度还是国家的角度，国家追诉主义、起诉法定主义和纠问式诉讼并不当然有效和正当。

张维迎曾敏锐地指出：“民法和刑法的管辖范围的划分，与市场和政府作用范围的划分标准是类似的：当事人能解决的问题就应该由民法解决（包括法律不介入），只有当事人自己不能解决或不能通过民法解决的问题才应该由刑法解决。”[6]（P156）与此相似，由于纠问式诉讼花费成本巨大，只要存在被害人，而且纠纷双方可以就严重侵权或轻微犯罪进行协商谈判的地方，国家不仅没有必要介入而且可以帮助和促成双方的和解（这就是中国式的刑事和解，或者弹劾式诉讼得以在现代社会重新出现的一个理由）。只有在没有明确被害人、犯罪行为侵害国家社会利益以及当事人无力解决矛盾之时，国家追诉才有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公民权利的制度功能。

因此，不管从社会契约论、统治成本论和激励效应论的理论角度，还是从严重侵权行为与轻微犯罪行为难以区分划界的现实出发，我们都可以看出刑事法与民事法之间的边界相当模糊。国家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介入私人争斗往往随时代和地域而流转、变化。进一步讲，如果不带上“有色眼镜”和固有评判标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区别也没有想像中那么大。面对国家司法资源有限而获得案件事实需要成本这个共同前提，不管是民诉还是刑诉，都需要强调案件的繁简分流，强调司法和解/调解的重要性以及追求一种妥协的正义。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正是这种犯罪侵权化、刑案民诉化的制度样本，体现了一种传统理论所不能企及的制度生长逻辑。因为，“所谓的‘犯罪’与‘侵权’、‘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界限，充其量不过是制度变迁的结果，而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更不是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教条”。[3]（P98）

正是在刑民交叉的模糊地带蕴藏着理论创新的巨大潜力，而传统刑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实正好给了中国刑诉法学者展示其自身理论功底的空间。同时，这也是合作性司法理论强调“利益兼得”和协商谈判的原因。

三、中国与西方：实体正义还是程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