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侵权法上过错在因果关系认定中的影响/陈旭东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14:11:27 浏览:8744
来源:法律资料网
浅论侵权法上过错在因果关系认定中的影响
陈旭东 王增根
侵权法理论界对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争论多在一般侵权行为领域展开。然而，争论最为激烈的三要件和四要件说，都是在无法否认过错与因果关系同时存在的前提下各持己见。事实上，不独于一般侵权行为领域，特殊侵权行为的归责中，并非因果关系独领风骚，过错的考量亦难以断然排斥在外。因为，在侵权行为要件成立的情况下，如果存在法定免责事由，行为人仍然可以被免除责任，但这绝非仅是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其尚需结合当事人的过错进行全面考察。文章正是基于过错对因果关系认定所具有的渗透性影响，考察因果关系认定中存在的过错因素。
一、过错侵权责任中过错对因果关系确定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侵权行为法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历程，已经呈现出从逐步抛弃所谓的传统理论——必然因果关系理论到充分借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理论的态势。因为，在必然因果关系说下，条件与损害之间的偶然的联系便不构成原因，因而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不适当地开脱本应归责的行为人的责任，使受害人的损失难以得到补偿。但是，大陆法系的通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由于不排斥原因和结果之间所有的可能性的联系，往往使行为人难以被适当地免除责任。笔者赞同应当兼采必然因果关系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优点，采用修正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按照过错责任的要求，有条件地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即，在行为人有过失的情况下，所有那些行为人能够预见或应当预见的事实范围，均可构成法律上的原因，而条件不构成原因。但在行为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害时，条件亦可转化为法律上的原因。
推定过错情况下的因果关系。在损害并非由受害人或第三人的行为所致，但是否完全由被告所致难以确定的情形下，为保护受害人利益，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常采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只要受害人能够证明损害与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有关联就认定有因果关系的存在。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在需要推定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往往也难以证明行为人对于损害事实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此时，若行为人不能反证受害人或第三人存在过错，即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可见，在无法证明行为人有过错的情况下，对行为人过错的推定与对因果关系的推定实质上合二为一。只要推定行为人存在过错，那么就认定行为或物件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反之，只要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就可推定行为人存在过错。
二、无过错侵权责任中过错对因果关系确定的影响
学者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界定，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无过错责任是指当损害发生以后，既不考虑加害人的过失，也不考虑受害人的过失的一种法定责任形式，其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失。另一类是，无过错责任仅是不考虑加害人过错而让加害人承担责任，受害人的过错仍应当考虑。无过错责任原则是要建立一种有利于社会弱者的调整规则，使其受到的损害得到充分的救济。但这种法律上的偏惠，并不是以衡平或者补偿的形式出现，而是借助于侵权行为法的规则进行，与责任相连。这就使得无过错责任原则，一方面要回避对于过错的考察，另一方面又要借助以过错为基础建构的侵权行为法体系来解决损害补偿问题，可谓矛盾重重。因而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在很多时候亦实现了对过错的判断。如，在无过错责任领域，原本适用过错相抵来解决的问题被原因力比较所替代，这实际上是以无过错责任为名，行过错责任之实。可见，无过错责任原则并非主张加害人无过错也要承担侵权责任,而是主张加害人不得以证明无过错而免责，此时，亦无需再区分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只要是损害发生的条件，都可以作为引起损害的原因加以苛责。加害人不能通过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免责,而必须通过证明有法定免责事由才能免责。由是观之，表面上无过错不是法定免责事由,实则法律是以有无法定免责事由,确认加害人有无过错，在加害人无法定免责事由时,法律默示地推定加害人有过错。
三、第三人过错、受害人过错对因果关系的影响
通说认为，第三人或受害人的过错将导致因果关系的中断。因果关系中断是指侵权行为发生后，在判定因果关系时发生了介入原因，使该行为与损害之间原本存在的因果关系产生被阻隔的效果。例如不可抗力、第三人的故意行为等通常被认为可以使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断。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规则，第三方过错的介入并非必然会导致因果关系的中断。一般而言，第三方的故意行为将导致原有因果关系的中断，对于第三方的过失行为，若对最后损害的发生该第三方有重大过失，则原有因果关系中断。同理，当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受害者主观上也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原加害行为的因果关系发生中断效力。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3号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3号
为规范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行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参与者合法权益，促进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根据《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0〕第2号发布）等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完善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管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以下简称同业拆借中心）、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结算公司）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对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交易、清算及结算进行日常监测与管理，发现异常情况应当及时处理，并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同时抄送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同业拆借中心、中央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应当切实做好日常监测与管理工作，不断完善监测方案和实施细则，开发专门的技术系统，配备专职人员，实现实时监测，不断增强对违规交易、异常交易的快速反应与处理能力。
同业拆借中心、中央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可根据具体情况向市场披露重大异常交易情况。
二、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结算代理人（以下简称结算代理人）可通过交易中心交易系统代理委托人进行债券交易。
未通过同业拆借中心交易系统进行债券交易的，交易双方应当于交易达成当日将有关交易情况送同业拆借中心备案；委托结算代理人进行交易结算的，则由其结算代理人于交易达成当日将有关交易情况送同业拆借中心备案。
三、市场参与者应当自觉遵守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规范自身交易结算行为，不得操纵价格或制造虚假价格，或通过其他行为误导市场。
市场参与者对同业拆借中心、中央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的日常监测与管理工作应当予以配合，并按要求提供书面材料。
市场参与者因特殊情况发生交易价格偏离市场公允价格等异常现象的交易行为，应当于交易达成前将有关情况送同业拆借中心、中央结算公司或上海清算所备案。
四、结算代理人应当本着公平的原则为委托人提供代理交易结算服务，不得误导或欺诈委托人，不得利用代理交易活动进行利益输送等违规活动。
结算代理人不得与委托人串通进行虚假交易或违规操作，不得为委托人的虚假交易或违规操作提供便利。
结算代理人应当监督委托人的交易结算行为，发现大幅偏离市场价格等异常交易结算行为时应当予以风险提示，要求委托人说明情况，并及时向同业拆借中心、中央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报告。
五、交易商协会应当加强自律管理，引导市场参与者规范交易行为。
六、同业拆借中心、中央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应当依据本公告制定相应的业务规则，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后实施。
中国人民银行
二〇一一年四月九日
中德两国提存制度比较研究
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 唐勇
内容提要: 罗马法以降的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中，提存都作为一项债的消灭原因与方式的制度流传下来，显示出其存在的价值。然而我国的提存立法规定甚少，操作困难。文章以现行《合同法》第101至第104条及相关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第372至第386条条进行比较，剖析提存的法律性质、原因、标的和效力等基本内容，总结推论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提存制度。
关键词： 提存；提存性质、提存原因、提存标的、提存效力
提存是指在清偿期届满后，提存人（债务人）向有权受领之人（债权人）履行清偿，而有权受领之人拒绝受领或者所在不明时，乃把给付的标的物依法寄存于指定的处所以代清偿的制度。与其他民事制度一样，提存制度肇端于罗马法，最初当债权人拒绝受领，债务人可抛弃给付标的而免付责任。由于该做法不利于经济发展，遂规定债务人到期应清偿的债务，如遇债权人所在不明或者拒绝受领时，得将该给付标的物提存承审员处。[1]P223嗣后，提存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大陆法系诸国立法中均有规定。于2002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修改了现行《德国民法典》中的债法和时效法的内容，但未对提存制度进行修改，可见德国的提存立法在百余年实践中已经趋于完善，所以本文尝试对中德两国现行提存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着重于探求提存的基本原理，以期对国内的债法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 提存性质之比较
提存涉及三方当事人，即提存人（债务人）、提存机关和提存受领人（债权人），因而产生三种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该三方当事人在提存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决定了提存的法律性质。
德国采用公法关系说。“谓‘国家’为提存所之设备，受领提存物而保管之者，为尽公法上之义务。”[2]P835因为，提存机关在办理提存时为国家所设机关之身份，且提存须经由特定的行政手续方可成立，该手续建立的保管关系系一种依赖行政权力的公法关系，提存机关之作为系公法上之义务。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提存机关的介入，方可消灭债的关系，故提存具有公法的法律关系之因素。在立法例上具体表现为，《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提存机关为“公设提存所”。[3]
我国通说认为，提存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之间为私法上的法律关系，且提存之目的在于消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提存人与提存机关、提存受领人与提存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带有公法之烙印，提存人之所以将标的物交于提存机关提存，正是因为仰仗了公权力的支持，得为债务免除之效力。由此提存是私法关系和公法关系并存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4]P208
台湾地区有学者主张“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提存为提存人及提存所间私法上之契约，且为含有寄托及为第三人契约之一种特别契约。”[2]P835提存的外在形式是提存人与提存机关签定之合同，因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亦为私法上之效果。其合同系将给付标的物交付提存机关保管，由此认为是寄存契约。而提存受领人并非提存契约的当事人，并处于受益人的地位，该契约的本旨在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因此，提存是“一种兼具寄托以及第三人利益之混合契约”。[5]P553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民法学说都反应了学者对该项具体制度的学理解读，其意义在于剖析其内涵，结合社会经济的背景，给立法提供参考，不存在孰对孰错的问题。相较而言，笔者更赞同“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理由如次：第一，公法关系着重于强调上下服从的隶属关系或者强制的管理关系，而提存人和提存机关之间的关系很难认定为隶属命令关系。提存的效力在于提存机关的公信公断力，其法律地位更多类似于民间仲裁机关；第二，随着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作为现行提存机关的公证处有中介化民间化的趋势，成为市场经济下市民社会的自治组织，更多地渗透了沟通、服务的理念。如果再强调公法意义，难以自圆其说；第三，由于提存机关的介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转变为提存机关和提存人为债权人利益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契约关系。因此，将提存的性质定义为“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体现了私法自治，更为合理。
二、 提存原因之比较
通说认为，无合法的原因，债务人不能用提存方式消灭债的关系。《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人受领延迟时，或者债务人因其他发生于债权人人身上的原因或因非基于过失的对债权人人身的不确定而不能或不能有把握地清偿其债务，适用提存制度。我国《合同法》第101条规定四种可以提存的情形：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权人下落不明；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提存公证规则》的规定还包括“债权人不在债务履行地又不能到履行地受领的”情况（第5条第2款）。
提存制度设立之前提，无非是清偿期届满，债权人因主观或客观原因而不作受领之意思表示，不为受领标的物之行为，因此，两国立法例在规定提存之原因亦属无实质差别。相较而言，德国的规定比较笼统，即从原则上把握提存的条件。提存一经成立，债务即作消灭，如果规定过于宽泛，势必加重债权人的风险。笔者认为，在民法文明不甚发达的中国，保护提存人的合法利益之同时，亦得限制其权利的滥用，应通过立法具体规定可以提存的情形，而不宜作原则性规定，这样既有利于经济关系的稳定，又便于实践操作。
三、提存标的之比较
提存的标的，系指提存人依债之规定应当交付的标的物。《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之标的物为“金钱、有价证券和其他证券以及贵重物品”。一般认为“给付物容积甚大，数量甚多者；有毁损灭失之虞者；提存需费过巨者等不适于提存”。[6]P698-699我国的《提存公证规则》第7条设定提存的标的物为“货币、有价证券、票据、提单、权利证书；贵重物品；担保物（金）或其替代物；其他适宜提存的标的物。”但第15条规定“对提存的贵重物品、有价证券、不动产或其他物品的价值难以确定，公证处可以聘请专业机构或人员进行估价”，由此推定，不动产亦可为提存之标的物。
对于金钱，有价证券，担保金之标的，笔者不再细述。而对于不动产的提存，《德国民法典》第303条明确规定“债务人对土地或登记船舶或建造中的船舶负有交付义务的，可以在债权人迟延发生后抛弃占有”，而不采用提存制度。我国也有学者指出债权人受领迟延时，债务人可以抛弃占有之不动产。[7]P276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笔者不建议对不动产设立提存制度，亦反对德国的抛弃占有之立法。不动产采取登记主义的权属公示方式，而且在管辖等法律规制上有很多严格限制，提存人在提存不动产之时，不仅仅要消灭占有状态，申请提存机关验收，而且还要办理产权的登记过户，产权证书上的权利人只能设定为提存机关，但其实际权利人应为提存受领人，在形式上说不通。同时，提存机关应尽善良管理人之义务管理该不动产，其人力财力的支出必然庞大而难以确定。若出租该不动产，又因提存受领人随时有可能受领之，在操作上必然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至于抛弃占有，则使该不动产处于无人照管之下，资源浪费又无益于保护债权人之利益。因此，笔者建议拍卖或按照市价出卖而提存价金。
在实务操作中，由于债权人之所在不明而使债务人无法给付的，往往发生于货运合同，如铁路运输部门和海商事关系中海运部门无法交付货物。该类货物体积较大、单位价值较低，诸如木材、煤炭；或者是易变质腐败，诸如生鲜食品。此类标的，亦可采用拍卖或按市价出卖而提存价金。
四、提存效力之比较
提存制度涉及到三方当事人，提存之效力宜从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提存人与提存机关，提存受领人与提存机关这三个方面分析。
（一）、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之间的效力
提存具有债的消灭和债之标的物风险责任转移之效力，此外，提存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应归提存受领人所有。但对于债的关系何时消灭，两国规定不尽相同。德国民法典378条规定“提存物的取回权被排除的，债务人因提存而以与其在提存时向债权人给付同一的免除其债务。”意指提存人未丧失提存物得取回权时，其债务不因提存而消灭。笔者认为“当然消灭说”更为合理，提存人申请提存时必然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提存之目的即为债之消灭。若提存之时债的关系尚未必然消灭，便对债务人保护无力，制度之经济效益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在有提存原因消灭的事实时，提存人主张返回标的物，提存效力并不发生，债务自然亦不消灭，这与“当然消灭说”并无矛盾。
（二）、提存人与提存机关之间的效力
提存人与提存机关产生了新的契约关系，提存机关应当采取适当的方法妥善保管标的物，因提存机关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造成标的物毁损灭失的，提存机关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一点在两国学说和立法尚呈一致。
关于提存发生后，提存人取回权的设立，各国法律有不同规定。德国民法以提存人随时取回为原则，排除取回权为例外，第376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向提存所表示其抛弃取回权，债权人向提存所表示受领，或者向提存所提示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作出的，宣告提存为合法的确定判决的”，排除取回权。我国《提存公证规则》第26条规定提存人凭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者提存之债已经清偿的公证证明取回提存物。提存受领人以书面形式向公证处表示抛弃提存受领权时，提存人可以取回提存物。较之两种规范，笔者以为德国学说更为可取，提存系提存人意思自治而起动，故在一般情形之下，提存人自然享有撤消提存之权利。当提存人作出放弃取回之意思表示，或者提存受领人作出受领提存物之意思表示，提存人才得丧失取回提存物之权利。现行《合同法》第104条第1款也确立了“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的原则。
（三）提存受领人与提存机关之间的效力
认为提存机关出于公法上之义务，将提存物交付提存受领人，是处分行为；另说两者属于民事债权债务关系。我国《合同法》第104条第1款亦属此意。《德国民法典》第381条规定“提存的费用由债权人负担，债务人取回提存物的除外”，第386条规定“拍卖或依第385条（出卖条款—引者注）进行买出的费用，由债权人负担，债务人取回提存物的价金的除外。”诸如此类的提存费用由提存受领人负担之规定，为各国学说立法所普遍接受。
《德国民法典》规定“债权人对提存的金额的权利，自收到提存通知后30年的期间届满起消灭”（第382条前段）。我国《合同法》第104条第2款规定该权利5年内不行使权利而消灭。《提存公证规则》第21条规定为20年之期限，《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53条第4款规定为20年。如何确定受领权利的存续时效，不仅仅是个法律制度问题，而是一个孕育着效率的经济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物权与债权的边界日益模糊。物权的稳定性有利于当事人有效实现财产的效用；但物权的僵化一面又有碍于当事人实现财产的流转。当提存发生时，债的关系即作消灭，而标的物处于提存机关保管之中，其流转能力受到极大制约。《德国民法典》诞生于19世纪，那时商品经济虽已取得发展，但物的流动非能与现世相比，故规定为30年的时效，为我国民法典所不取。倘若规定时效过短，如我国《合同法》规定之5年为限，未免侵害了提存受领人之利益。笔者建议对体积庞大、单位价值较低的标的物，如木材、煤炭，其保存期限以标的物的价值决定，即当提存机关支付的费用等于标的物之市场价值，可拍卖或者出卖，其价金充抵保管费用，提存受领人丧失受领之权利。对于难以保存的标的物，如水果、禽蛋、乳制品、水产品等，可以自提存之日起一周为期限，逾期即可拍卖或者出卖而提存价金，但应负通知提存受领人或公告之义务。对于有价证券、票据等提存物，在通知提存受领人或公告一周起，以不亏损为原则，直接交割兑现而提存价金。对于金银、现金和拍卖兑现之价金等价值稳定的标的物，立法上应规定20年为期限，以保护提存受领人之利益。
五、 简短的结论
藉由前述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提存制度的法律性质、原因、标的和效力的系统比较，分析我国《合同法》、《提存公证规则》等现行法律规定，可知提存作为一个大陆法系古以有之的制度，有着统一的基础性特征。正是这些稳定的基础，才使提存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并为各国立法所接受。由于各国法典制定的历史时期不同，民族文化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因而在具体规则上有或多或少的分歧。
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是法律界新的历史任务。如何沿用原有的立法例，学习国外先进的制度，取长补短的研究方法在学界蔚然成风，并直接影响立法实践。就提存制度而言，笔者认为应该从有利于经济流转的角度出发，在《合同法》第101至104条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其合理性和严密性，赋予这项古老的制度以新的适用价值，进而实现当事人各方的权利义务的平衡。
[参考文献]
[1]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2]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杜景林,卢谌译.德国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德国法典条文的引用均采此译本,以下不再单独注明.
[4]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5]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黄立.民法债编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7]张广兴.债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本文原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