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总局关于发布《地面无线广播遥控监测站建设标准及技术要求》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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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关于发布《地面无线广播遥控监测站建设标准及技术要求》的通知
广电总局关于发布《地面无线广播遥控监测站建设标准及技术要求》的通知
2005年6月10日
广电总局向总局无线局、监测中心、广科院、设计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局发出《广电总局关于发布<地面无线广播遥控监测站建设标准及技术要求>的通知》，通知说，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监测中心负责编制的《地面无线广播遥控监测站建设标准及技术要求》，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查，现批准为广播电影电视行业标准，予以发布，编号为GY5072—2005。自2005年10月1日起执行。
本规范的管理和解释工作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管理中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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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问题
秦旭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我国的劳动纠纷日益增多，也日趋复杂。1980年代确立起来的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同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也突现出来，其改革问题也成为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
一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简述
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是指由劳动争议处理的各种机构和方式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的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所构成的有机整体。1（参见 阮秀：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探讨，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chinalawinfo.com/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1805)
一般认为，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为“一调一裁两审”制，处理劳动争议的机构有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三种。依劳动法第19条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前为劳动部）的相关解释，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的案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确立了“仲裁前置”的原则，既劳动仲裁为劳动审判的前置程序。
我国的劳动争议调解调解机构是企业的内部机构，是否申请调解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而劳动争议仲裁具有特殊性，仲裁机构属半官方性质，依法定原则由政府、工会和用人单位三方共同组建。另外，劳动仲裁申请可以由任何一方当事人提起，无须双方当事人合意；仲裁裁决也不具有终局效力，当事人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就法律性质而言，我国的劳动仲裁不同于司法裁判和一般的民商事仲裁，，它兼有行政性和准司法性：一方面，劳动行政部门的代表在仲裁机构组成中居于首席地位，仲裁机构的办事机构设在劳动行政部门，仲裁机构要向本级政府负责，仲裁行为中还有行政仲裁的因素；另一方面，仲裁机构的设立、职责、权限组织活动原则和方式等与司法机构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它是国家依法设立的处理劳动争议的专门机构，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仲裁的程序和机制和诉讼差不多。2（参见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P491）在劳动审判机构方面，我国现行体制是在人民法院内，由民事审判庭裁判劳动争议案件，而没有设立独立的劳动法院或专门的劳动法庭。
二 对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几点反思
（一） 对“仲裁前置”的质疑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形成于1980年代，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的社会机构和秩序决定了劳动者对单位的高度依附程度，劳动关系上的利益分歧很小，劳动纠纷数量少，关系也相对简单，大部分可以经调解或仲裁解决。3（参见赵文骅：劳动争议处理制度需要改革，新民晚报，2002年1月 6日）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改革的深入，社会变迁，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独立利益日益明显区分，矛盾也增多，加之在“走向权利的时代”的浪潮涤荡下，民众的权利意识勃发，争讼的冲动也突现。近年来劳动纠纷大幅增长，劳动争议的调解结案率却逐年下降，仲裁率逐年增加，而不服仲裁又起诉的案件也大量增加。这种背景下，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弊端就更加明显了。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中“仲裁前置”的规定不符合司法最终原则和程序正义等法治原则，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劳动争议从根本上还是一种民事争议，争议双方一般都是法律上平等的民事主体。对劳动争议的解决，当事人应当有自由选择权，或调解、或仲裁、或诉讼。而在现行体制下，一方面，争议双方任何一方只要有意，无须事先有仲裁协议或者经对方当事人同意，就可以申请仲裁（鉴于劳动争议不同于一般民商事争议，劳动仲裁这种有别于一般民商事仲裁的规定是合理的，下文还将会论述到）；另一方面，将劳动仲裁强制性规定为劳动诉讼的前置程序，剥夺了当事人将争议直接诉讼法院的权利。依法法治原则，司法是这会公正的守护者，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都有权获得司法救济，除非双方当事人有协议明确应该将争议提交仲裁，否则，法院读应当受理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弊端还在与，依我国现行体制，劳动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有范围限制，这样就可能导致一些劳动争议由于不属于劳动仲裁机构受理范围，或者因劳动仲裁机构错误地不予受理，而无法诉讼法院，最终导致当事人诉权无法实现。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案件审判的有关司法解释为解决这一问题已经作出了一些规定，4（参见2001年3月22日通过、4月3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至第五条）比如，劳动仲裁的时效为60天，远低于一般民事诉讼的时效，按解释第三条，如争议案件超过60天期限但仍未超过一般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将“依法驳回起诉讼请求”。解释虽然遵循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但显然对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十分不利，反而大大损害了劳动法作为社会法侧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精神。
另外，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及时、便利应是一个必要的考量因素。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仲裁前置”导致现行劳动争议解决过程周期长、成本高，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现行体制，劳动仲裁的时限一般是60天，民事诉讼的时限一审6个月，二审三个月，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适当延长，这样，一个劳动争议案件可能历时一年以上才能得到具有终局效力的裁决。比如，一起由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提供法律援助的劳动争议案件，经调解、仲裁、一审、二审和强制执行，历时三年方告终结；5（参见同前注1文章）内蒙古哲里木盟处理的某铁路段与职工因除名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也经历了可行的全部程序，历时近两年。6（参见张利锋：对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反思与重构，《中国劳动》，2000年3月，P24）这样耗时费力的争议解决机制，往往给争议当事人中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造成很大伤害。比如前述第一案中。资方利用法律规定中的这一弊端，采用拖延战术，如果劳方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很可能因为耗不起而忍痛放弃寻求救济；在第二个案件中，法院终审判决与仲裁结果一致，当事人白白耗费了精力财力。
（二） 现行劳动仲裁体制的几点不足
前文已对我国劳动仲裁的法律性质、特点等作过简要概括，这里指出其中的几点不足。
首先是，劳动仲裁机构的行政色彩太浓，缺乏独立性。劳动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独立性是其必要之义。现行体制中，虽然劳动仲裁机构是按三方原则组成依法律授权“独立行使仲裁权”，但实际上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应机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行政力量在仲裁机构中占主导地位，加之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没有独立的、非官方的工会，也没有雇主协会等一类组织，“三方原则”实际难副其实，劳动仲裁机构的行政性色彩非常浓重，司法性不够，容易受到行政干预。一些地方，政府为投资，在劳资纠纷中往往偏袒资方，忽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2001年末在全国开展的为民工追讨拖欠工资的运动中，就暴露了以前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其次，劳动仲裁人员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整体素质不高也是一大问题。相比民商事仲裁中仲裁员“必须从从事律师、审判、仲裁工作8年以上，以及具有高级职称的法律研究、教学等专业人员中选拔”的要求，劳动仲裁人员的资格要求要低得多。它的条件是“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劳动业务知识及分析、解决问题和独立办案能力；从事劳动争议处理工作3年以上或从事与劳动争议处理工作有关的（劳动、人事、工会法律等）工作5年以上并经专业培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这导致劳动仲裁人员整体的法律素养比较低，难于胜任司法性程度很高的仲裁工作。
再者，劳动仲裁裁决不具有终局效力，缺乏权威性。现行体制下劳动仲裁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实际处于“中间环节”的地位，仲裁要服从审判，这一方面可能使仲裁机构缺乏积极性，只为履行程序而一裁了事，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功能；7（参见同前注6张文）另一方面，大量劳动争议经仲裁后又诉诸法院，没有发挥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分流争议案件、缓解法院工作压力的作用。
（三）现行劳动审判制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实体法上法律适用上的问题。我们知道，民法是典型的私法，而劳动法被认为是“社会法”，有公法和私法的双重属性，兼有“当事人平等协商”和“国家干预”的特点。它区别劳动关系主体的实力强弱和地位差别而偏重保护弱者，强调社会公正和社会公益。8（参见侯玲玲、王全兴：民事诉讼法适应劳动诉讼的立法建议，《中国劳动》，2001年第6期，P14；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P4及P59以下）民法上的有关规则对劳动审判一般是适用的，但劳动争议的解决主要适用的还是劳动法规范，而当前我国的劳动法还很不完善，基本的法律只有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和1992年的《工会法》，而且规定很简略、原则，许多地方已经落后了，目前实践中主要适用的是法规和大量位阶很低的规章、行政解释和一般的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有许多同民法上的规范不一致，而我国法院并无司法审查权，在司法实践中就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困难。
其次是程序法上的问题。劳动审判在程序上适用民事诉讼法，但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劳动审判有诸多不适应之处。9（有关论述参见 ：侯玲玲、王全兴：民事诉讼法适应劳动诉讼的立法建议，《中国劳动》，2001年第6期，P14-16；陈新：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应实行两裁终结，《中国劳动》，2001年第12期，P26-27）在管辖制度上，劳动法没有规定，完全按民事诉讼法中原告就被告的原则，在劳动者为被告时就难于实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专属管辖的规定也未考虑到劳动案件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的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了用人单位所在地管辖和劳动合同履行地管辖的原则。但在工资纠纷、工伤纠纷争议等情形，如工资关系所在地和工伤事故发生地与用人单位所在地和劳动合同履行地不一致，适用该原则是不合适的。在举证责任上，劳动审判案件中如完全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则不符合劳动法作为社会法和偏重保护劳动者权益法的要求。对于用人单位对违纪职工作出相应处置的纠纷、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安全卫生法的纠纷及拖欠工资的纠纷等，应居于当事人举证责能力不同和劳动法价值旨向上的考虑，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的司法解释十三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在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间等决定等方面的举证责任，但仍然没有全部包含前述三方面的要求。在时效制度上，民事诉讼法与劳动法上的规定差异很大，造成很多问题，前文已经涉及。
三 对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想法
（一）加强劳动监督特别是劳动监察，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
这虽然是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之外的问题，但所谓“开源节流”，从源头入手对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来说是不可忽视的。
（二）改善和加强劳动调解制度，拓展劳动争议解决的渠道
在一个利益熙攘、冲突频仍、诉讼爆炸的时代，重视调解制度功效的发挥是很有必要的。在调解组织上，要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调解机构体系，充分发挥企业的调解委员会、社区的人民调解员、劳动行政部门等的作用，在仲裁、审判过程中也应广泛应用调解方式；在程序上，在利用调解方式的灵活性、便利性等特点之外，还应重视操作的规范化，特别是在较专门化、正式性的调解中，应加强程序性建设，制定科学、规范的程式，以保障调解的公正性；在调解的效力方面，在组织和程序方面得以保障的基础上，应赋予一些专门性、规范化机构调解结论以法律效力，当事人自愿接受的调解协议符合法定条件的，必须执行，不能轻易反悔；确有必要的，也可以启动法院对调解结果的监督程序。
（三）规范、健全劳动仲裁体制及劳动审判制度，理顺仲裁与审判之间的关系
这是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裁审分轨、各自终局”。10（相关论述参见：汪君清：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重构，《中国劳动》，2001年第11期；张利锋：对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反思与重构，《中国劳动》，2000年第3期； 阮秀：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探讨，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chinalawinfo.com/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1805）所谓“裁审分轨、各自终局”，是指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或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仲裁则不得再行起诉；劳动仲裁两裁终局，对一裁裁决不服可以向上级仲裁机构申请复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则按民事诉讼程序两审终审。
笔者认为，这一模式应是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理想选择。“仲裁前置”、“一裁两审”模式的弊端前文已经作过论述。仲裁和诉讼两种途径各有起特点，通过双轨制将两者合理分开，同时赋予当事人以自由选择权，一则可以分流劳动争议案件，减轻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各自的工作压力；二则对于不属于劳动仲裁受理范围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寻求及时的救济；再则，这也增强了劳动仲裁的权威性，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劳动争议解决的成本。两裁终局的理由在于，劳动仲裁兼有行政性和司法性，是一种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争议解决机制，实行两裁是为了维护仲裁的公正、增强对当事人权益的保障，而终局则是基于其司法性和不可诉性。日本、韩国都采用了两级仲裁的制度，我国其实也有过类似的尝试和尝试。原劳动部199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组织了两裁终局的试点，江苏、安徽等省的地方法规和具体实践实际上也已经尝试着采用了两裁终局或一裁一监督的体制。11（参见王振麒：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立法建议，《中国劳动》，2001年第2期，P10；陈新：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应实行两裁终结，《中国劳动》，2001年第12期，P28；阮秀：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探讨，北大法律信息网）
实行“裁审分轨、各自终局”制相应需要一系列改革。首先，要在立法上全面确立这一制度，制定完善的劳动仲裁法，县区、地市和省级政府甚至中央都应建立劳动仲裁仲裁机构，并要提高仲裁机构的独立性，规范其职责、权限，健全仲裁程序，体现三方原则，完善仲裁员选任制度，特别是借鉴民商事仲裁制度的成功做法。只要作到机构独立、程序保障、高素质人员配备及有效监督，劳动仲裁两裁终局是完全可行的。其次，在劳动审判方面，在立法上应解决民法与劳动法的实体法上的适用困难，对民事诉讼法上不适应的地方也作出协调、梳理；在审判组织上，根据我国国情和现行司法制度，兼考虑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三方原则的要求，在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内设立专门的劳动庭是较为合适的选择。将劳动庭置于民庭中是因为劳动审判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而不同于刑事和行政审判有各自专门的诉讼程序；而现行的“大民庭”实际包括民事、经济和知识产权庭，增加劳动庭符合劳动审判的特殊性和专门化要求。另外，在劳动庭的组成上也应有别于其他民事审判庭，以熟悉劳动法的专业法官作为审判员，同时吸收来自职工方和用人单位方的陪审员。这样，既符合民事诉讼法中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要求，又符合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的三方原则要求，而且，劳动审判庭中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可以直接利用劳动仲裁制度中的资源，有效而又便利。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现将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印发给你们。
这个调查报告对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发〔1982〕19号文件和国发〔1983〕60号文件精神的意见，对文物、宗教、园林、旅游场所集中的地方加强党政领导和统一管理的意见，都是好的和可行的。望各地、各有关部门遵照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参照调查报
告中的意见，研究和制订进一步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措施，并同有关方面搞好团结和协作。
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我们先后到一些省市，从了解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开放全国汉族地区佛道教重点寺观的情况入手，对文物、宗教、园林、旅游场所管理职责问题和其它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就一些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比较广泛地听取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现将主要的情况
、问题和意见报告如下：
一、开放全国汉族地区佛道教重点寺观的工作成效显著，但还有许多遗留问题需要抓紧解决。
10年内乱期间，全国佛道教寺观中的僧道人员几乎全被赶出庙门，许多名寺古刹遭到严重破坏。在当时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文物、园林等部门遵照有关领导的指示，对一批重要寺观加以维修、保护，把它改为文物陈列、浏览休息场所，不少地方还利用它兴办工商、服务事业，安排知
识青年就业，吸收僧道人员参加工作，对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贯彻执行中发〔1982〕19号文件（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精神，落实好党的宗教政策，国务院发布了国发〔1983〕60号文件（即《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的通知》），确
定在全国汉族地区，开放163座重点寺观，作为佛道教活动场所，并规定其中曾由文物、园林等部门管理使用的94座寺观，要在1984年内移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移交任务虽然没能按期完成，但是经过各有关地方和部门同志的共同努
力，这一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
截至1985年9月止，应移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的寺观，除极少数几地方外，都已移交、开放。这一重要措施的逐步落实，不仅使佛道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更加热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大调动和发挥了他们参加四化建设的积极性，而且在港澳、台湾和国际都产
生了良好的影响，对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发展宗教界的对外交往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也起了积极作用。事实证明，中央、国务院关于开放全国重点寺观的决定是必要的、正确的。
目前，除极少数几个应该移交的寺观还没有移交外，已经移交了的寺观，大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遗留问题：一是对寺观的范围界限划定得不合理、不明确。如有的地方规定只移交庙宇中轴线上的殿堂，不移交两侧的庙舍；有的规定寺观范围以庙宇屋檐滴水为界，把本属寺观
范围内的通道、桥梁、场地，以及附属的园林、碑塔、放生池等都划出界外。二是交接双方在清理财物、房产方面存在许多争议。有些地方对房产的清退很不认真，以各种理由留下一些职工和家属长期占用。三是本属寺观或僧道人员所有的宗教文物，被文物或其他部门收管了的，至今仍以
“登记入库了”或“没有上级通知”等为由，不予清退。对于这些问题，各地佛道教组织、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切望当地党政领导机关严格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同志，坚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和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抓紧做好移交工作，尽快解决这些遗留问题。
现在确定开放的163座全国汉族地区的重点寺观，约占“文化大革命”前8000多座寺观的2％。按照国发〔1983〕60号文件 的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可自行确定省级重点寺观。现在有的省已经这样做了，还有些地方的佛道教组织和信教群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或者已经自动开放了一些寺观，有关领导机关感到了不好掌握而没有给予答复或批准。许多同志认为，当前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好移交、开放全国重点寺观的遗留问题，并管理使用好这批寺观上。但随着工作的进展，也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审慎而又稳妥地解决好确定省级重点寺观的
问题。此外，县及县以下的广大农村，还有一些零散僧道人员居住的小庙，现在也在自发地修整庙宇和进行宗教活动，情况较为复杂。有关地方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门，对于这样的小庙要了解，要管理，不能让其自流发展；更不能允许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些庙宇进行封建迷信活动。今后
要严格防止在农村滥修庙宇。
二、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发〔1982〕19号文件精神，管理使用好全国重点寺观是今后长期性的工作。
按照中发〔1982〕19号文件精神，把全国重点寺观管理使用好，使之在体现党的宗教政策、在为四化建设服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经了解，目前在全国重点寺观中，有一少半管理使用得好或比较好。这些寺观的僧道人员中有较强的骨干，有初步的民主管理制
度。他们在保护、使用好宗教文物，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同时，还兴办了一些生产、服务事业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如茶园、苗圃、寄宿处、素餐馆，以及生产传统食品和手工艺品等。这样做，不仅在短时间内就把庙宇整修得整洁清，僧道人员的生活也开始实现自给，并有所改善；方便了
游客，对社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还有一多半管理使用得不好或不够好。其中有些寺观由于移交后遗留问题较多，有关部门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分歧，争议不断；僧道人员同留住在寺观内的单位、职工及其家属之间矛盾很多，有的还不时发生争斗事件，使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实际上无
法管理寺观。也有一些寺观，由于僧道人员中没有较强的骨干，出现闹宗派、不团结和少数人勾心斗角、品行不端；有的寺观只有几个年高体弱的僧道人员，因而无力把寺观管理使用好。
根据各地经验，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发〔1982〕19号文件精神，管理使用好全国重点寺观，应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下，坚决执行僧道管庙，以庙养庙，积极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方针。目前，有些寺观在僧道人员力量不足，特别是缺少具有经营管理能力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情况下，按照自愿互原则，吸收一些条件合适的居士参加寺观管理，聘请少量懂宗教政策的退
休职工，协助做好管理工作，可以招用合同工兴办某些事业。有关部门不得以“帮助”为名，随意往寺观里派干部和安插人员，以免引起僧道人员的反感和不满。有这种情况的，应坚决纠正。
第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重点寺观要适应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遵照宪法、法律和政策的有关规定，在宗教界充分酝酿和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陈规陋习，逐步而又稳妥地进行适当的改革。同时，从本地实际情
况出发，积极兴办一些生产、服务和其它社会公益事业。
寺观举办的生产、服务和公益事业属于集体性质，扶持和帮助寺观兴办这种事业，完全符合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政府有关部门要象对待其它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一样，在发展方向和生产计划上给以必要的指导，在设备、物资和技术上给予可能的帮助，在税收上给以适当的照
顾。在有条件的地方，可给寺观划分一定数量的自留山、责任山，鼓励他们植树造林，护林养山，美化景观。寺观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和僧道人员生活的改善，要逐渐把正常维修庙宇的责任担当起来，还要自觉地主动地对国家对地方作出贡献。
第三，抓紧培训僧道人员，提高他们的素质，是管理使用好寺观的必备条件。目前，全国重点寺观普遍存在着僧道人员数量少素质差的现象。当前重要的，一是要把爱党爱国、品德端正、有宗教修养、有领导管理能力的僧道选作寺观的领导骨干，依照习惯授予宗教职称。二是要抓紧做
好培养年轻僧道人员的工作。要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有计划地吸收一些完全自愿、条件适合的年轻人到寺观中来，采取多种实际有效的办法加以培训，作僧道的后继人。造就一支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又有相当宗教学识的年轻宗教职业队伍，不仅是当前管理使用
好重点寺观的迫切需要，而且是今后加强党对宗教的工作，保证宗教活动能够沿着正确轨道进行的长远大计，要切实做好这这方面的工作。
第四，加强对佛道教组织和重点寺观对外交往的指导。峨眉、武当、九华等佛道教名山，近几年都接待了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千上万名的外宾和游客。其中有不少是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来的佛教代表团组或人士，还有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和台湾同胞中的佛道教信徒，有的还同
我佛道教组织、重点寺观和宗教界人士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各地佛道教组织和重点寺观对外宾和游客的接待工作一般做得是好的，但也存在着重视不够、接待不周，甚至发生违反外事、侨务、旅游政策等问题。现在有的地方的佛道教组织和重点寺观，也开始有组织地派人到港澳和国外防问
。因此，亟须对有关的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人员进行外事、侨务、旅游等政策和纪律的教育，改善接待条件，提高接待能力，做好宣传工作，加强友好往来。在这种友好交往中，有关人员要做到不卑不亢，自重自爱。对于正常游客，特别是友好人士，要热情欢迎，以礼相待；对于极少数违
犯我国法律，干预我国宗教事务，以各种手段对我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的人，要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坚决揭露，适当打击。
另外，还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好外国宗教组织和人士，以及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和台湾同胞损赠财物的问题。现在，有的地方和有关人员把开放寺观、进行宗教活动作为大量吸引捐赠财物的手段，甚至或明或暗地向人家索要财物，在国内外已经造成不良的影响。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应
坚决按照中发〔1982〕19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办理。对于外面有人提出在我国单独或与我合建寺庙教堂，或举办所谓社会慈善事业的，要及时向有关上级领导机关请示，未经批准，任何宗教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答应。如果是通过我宗教组织或宗教界人士，商谈非宗教性的经济事务，应
即报告政府主管部门，或介绍给有关经济组织，并积极协助做好这一工作。今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对下属单位有关这类问题的请示，应尽快答复，以免处理失误。
第五，明确落实佛道教房产的政策。有些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和主管部门的同志认为，按照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的精神，清退和落实佛道教的房产，不能机械套用对待天主教、基督教的房产政策，对清退范围和时间界限都应定得适当。如笼统地提出，解放以后被占用的要全部退还，
是脱离实际的，也是办不到的。经我们同有关方面的同志研究后，对于落实佛道教房产政策的具体意见是：
（一）凡经各级政府批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恢复、开放的寺观，以及现有僧道人员居住并有宗教活动的寺观，应将它及其附属的房屋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
（二）虽不属前述寺观管理使用的房产，但建国以后经人民政府正式承认，“文化大革命”前由佛道教组织 和僧道人员经营，或由政府房管部门经租的，以及近年来已经正式交由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的，一律不再变动。
（三）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长期被国家机关、军队、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使用；或者房屋早已倒塌、拆除，经政府批准地基已被公用的，都不再列入落实佛道教房产政策范围。个别特殊情况，可由地方党政领导机关酌情处理。
三、加强领导，加强团结，进一步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同心协力地做好工作
文物、宗教、园林和庄稼活场所集中的地方，特别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要加强党政领导，加强统一管理。要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重要的风景名胜区，最好都设立人民政府，建立地方党委，加强统一领导，实行统一管理。由于各种原因，暂时不能设立政府而设产管理机构的，它的主要职权应是统一管理风景名胜地区的保护、利用、规划和建设，协调各有关方面的工作和活动。有关风景名胜区内的文物、宗
教、园林和庄稼活场所及它的主管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该区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当然，这种统一管理应有利于充分发挥各有关方面共同开发、建设、保护、利用风景名胜区的积极性，而不应限制和妨碍这种积极性；应有利于密切各部门上下级之间在业务工作上的正常关系，而不应削弱
以至割断这种关系。这种统一管理，不应直接于预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去管那些不必要也不应管的事情；特别不要以统一管理为由，去侵犯寺观和僧道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二，各重点寺观交由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自主管理后，对寺观内文物、园林等的保护和使用，要自觉地主动地接受文物、园林等有关部门的检查和指导。凡属寺观和僧道人员所有的重要文物、寺观附属园林及有关建筑物或附着物，都要一一登记造册，按照规定确定级别，建立档案
，制定措施，指定专人负责保护、管理。文物、园林部门可协助宗教事务部门对有关僧道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保护文物、管好园林的能力。对于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和保护价值的宗教文物，如西安的大雁塔、武当山的金殿等，应由有关地方党政领导机关采取特殊
措施，责成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共同做好保护工作。各寺观对文物保管使用的情况，对附属园林整修管理的情况，对寺观的重要维修、改建或新建等事项，要及时报告文物或园林等部门审批。文物、园林等部门要同对待其他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文物、园林一样，依法对寺观的文物和园林的管
理使用，主动地进行检查、指导和帮助。各寺观要对文物、园林等部门的干部履行职责提供方便。凡是已经作为文物、园林场所使用的旧寺观，不许进行宗教活动，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功德箱，不准收取信教群众的布施和捐献。有关部门应积极劝导信教群众不要再到这些场所进行烧香燃烛
、礼佛拜神等宗教活动。
文物、宗教、园林等部门及所属单位，要积极支持、帮助旅游部门开展工作，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旅游部门要认真关心、支持风景名胜区的建设，在开展旅游工作中，要注意了解文物、宗教、园林等部门及所属单位的实际困难，照顾它们的实际利益。
第三，在佛道教组织和重点寺观集中的地方，有关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应有一位真正懂得党的宗教政策、熟悉宗教情况的主要负责同志，主管党对宗教方面的工作。讨论、决定各项重要工作问题，都要考虑在宗教界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对于同宗教直接有关的事项，更要充分听取宗
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意见，慎重决定，精心指导，避免失误，。要根据佛道教组织不同于党政机关、也不同于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特点，创造、总结对他们实行领导的经验，坚决避免和纠正政教不分、内外不分、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等错误现象。应该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宪法允许的范
围内，放手让他们实行自主管理，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当然，一切重大问题，宗教组织及其负责人应主动地及时地向有关党政主管部门报告。各级统战、宗教事务部门要经常地向同级党委和政府反映情况，请示工作；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要关心、检查、帮助他们的工作。要根据工作
的需要，按照干部队伍四化的要求，充实、加强宗教工作干部队伍，提高他们的素质。
第四，在风景名胜区，在文物、宗教、园林和旅游场所较为集中的地方，要有计划有领导地对党员、干部、职工和群众，进行党的文物、宗教、园林、旅游、侨务、外事等政策和纪律的教育。要教育党员、干部、职工和群众，新生寺观内和其它宗教活动场所的制度和习惯，坚决反对和
纠正对寺观和僧道人员政治上岐视、经济上打击、作风上为所欲为，以及其它侵犯他们合示权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要象耀邦同志说的那样，不要把僧道人员当“外人”看待。要记住列宁的教导：“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对佛道教组织、他们的
负责人及所有僧道人员，要进行爱国守法、拥护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拥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进行拥护共产党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教育。
第五，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过去积累的问题过多，因而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开放全国重点寺观中，在各有关部门的同志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今后，大家都要在认真学习党的有关政策，学习中发〔1982〕19号文件的基础上，提
高思想认识，加强全局观念，在各项工作中，加强联系，主动协商，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为办好共同的事业而努力。
1985年12月29日
秦旭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我国的劳动纠纷日益增多，也日趋复杂。1980年代确立起来的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同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也突现出来，其改革问题也成为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
一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简述
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是指由劳动争议处理的各种机构和方式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的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所构成的有机整体。1（参见 阮秀：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探讨，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chinalawinfo.com/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1805)
一般认为，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为“一调一裁两审”制，处理劳动争议的机构有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三种。依劳动法第19条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前为劳动部）的相关解释，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的案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确立了“仲裁前置”的原则，既劳动仲裁为劳动审判的前置程序。
我国的劳动争议调解调解机构是企业的内部机构，是否申请调解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而劳动争议仲裁具有特殊性，仲裁机构属半官方性质，依法定原则由政府、工会和用人单位三方共同组建。另外，劳动仲裁申请可以由任何一方当事人提起，无须双方当事人合意；仲裁裁决也不具有终局效力，当事人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就法律性质而言，我国的劳动仲裁不同于司法裁判和一般的民商事仲裁，，它兼有行政性和准司法性：一方面，劳动行政部门的代表在仲裁机构组成中居于首席地位，仲裁机构的办事机构设在劳动行政部门，仲裁机构要向本级政府负责，仲裁行为中还有行政仲裁的因素；另一方面，仲裁机构的设立、职责、权限组织活动原则和方式等与司法机构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它是国家依法设立的处理劳动争议的专门机构，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仲裁的程序和机制和诉讼差不多。2（参见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P491）在劳动审判机构方面，我国现行体制是在人民法院内，由民事审判庭裁判劳动争议案件，而没有设立独立的劳动法院或专门的劳动法庭。
二 对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几点反思
（一） 对“仲裁前置”的质疑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形成于1980年代，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的社会机构和秩序决定了劳动者对单位的高度依附程度，劳动关系上的利益分歧很小，劳动纠纷数量少，关系也相对简单，大部分可以经调解或仲裁解决。3（参见赵文骅：劳动争议处理制度需要改革，新民晚报，2002年1月 6日）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改革的深入，社会变迁，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独立利益日益明显区分，矛盾也增多，加之在“走向权利的时代”的浪潮涤荡下，民众的权利意识勃发，争讼的冲动也突现。近年来劳动纠纷大幅增长，劳动争议的调解结案率却逐年下降，仲裁率逐年增加，而不服仲裁又起诉的案件也大量增加。这种背景下，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弊端就更加明显了。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中“仲裁前置”的规定不符合司法最终原则和程序正义等法治原则，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劳动争议从根本上还是一种民事争议，争议双方一般都是法律上平等的民事主体。对劳动争议的解决，当事人应当有自由选择权，或调解、或仲裁、或诉讼。而在现行体制下，一方面，争议双方任何一方只要有意，无须事先有仲裁协议或者经对方当事人同意，就可以申请仲裁（鉴于劳动争议不同于一般民商事争议，劳动仲裁这种有别于一般民商事仲裁的规定是合理的，下文还将会论述到）；另一方面，将劳动仲裁强制性规定为劳动诉讼的前置程序，剥夺了当事人将争议直接诉讼法院的权利。依法法治原则，司法是这会公正的守护者，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都有权获得司法救济，除非双方当事人有协议明确应该将争议提交仲裁，否则，法院读应当受理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弊端还在与，依我国现行体制，劳动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有范围限制，这样就可能导致一些劳动争议由于不属于劳动仲裁机构受理范围，或者因劳动仲裁机构错误地不予受理，而无法诉讼法院，最终导致当事人诉权无法实现。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案件审判的有关司法解释为解决这一问题已经作出了一些规定，4（参见2001年3月22日通过、4月3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至第五条）比如，劳动仲裁的时效为60天，远低于一般民事诉讼的时效，按解释第三条，如争议案件超过60天期限但仍未超过一般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将“依法驳回起诉讼请求”。解释虽然遵循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但显然对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十分不利，反而大大损害了劳动法作为社会法侧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精神。
另外，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及时、便利应是一个必要的考量因素。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仲裁前置”导致现行劳动争议解决过程周期长、成本高，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现行体制，劳动仲裁的时限一般是60天，民事诉讼的时限一审6个月，二审三个月，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适当延长，这样，一个劳动争议案件可能历时一年以上才能得到具有终局效力的裁决。比如，一起由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提供法律援助的劳动争议案件，经调解、仲裁、一审、二审和强制执行，历时三年方告终结；5（参见同前注1文章）内蒙古哲里木盟处理的某铁路段与职工因除名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也经历了可行的全部程序，历时近两年。6（参见张利锋：对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反思与重构，《中国劳动》，2000年3月，P24）这样耗时费力的争议解决机制，往往给争议当事人中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造成很大伤害。比如前述第一案中。资方利用法律规定中的这一弊端，采用拖延战术，如果劳方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很可能因为耗不起而忍痛放弃寻求救济；在第二个案件中，法院终审判决与仲裁结果一致，当事人白白耗费了精力财力。
（二） 现行劳动仲裁体制的几点不足
前文已对我国劳动仲裁的法律性质、特点等作过简要概括，这里指出其中的几点不足。
首先是，劳动仲裁机构的行政色彩太浓，缺乏独立性。劳动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独立性是其必要之义。现行体制中，虽然劳动仲裁机构是按三方原则组成依法律授权“独立行使仲裁权”，但实际上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应机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行政力量在仲裁机构中占主导地位，加之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没有独立的、非官方的工会，也没有雇主协会等一类组织，“三方原则”实际难副其实，劳动仲裁机构的行政性色彩非常浓重，司法性不够，容易受到行政干预。一些地方，政府为投资，在劳资纠纷中往往偏袒资方，忽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2001年末在全国开展的为民工追讨拖欠工资的运动中，就暴露了以前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其次，劳动仲裁人员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整体素质不高也是一大问题。相比民商事仲裁中仲裁员“必须从从事律师、审判、仲裁工作8年以上，以及具有高级职称的法律研究、教学等专业人员中选拔”的要求，劳动仲裁人员的资格要求要低得多。它的条件是“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劳动业务知识及分析、解决问题和独立办案能力；从事劳动争议处理工作3年以上或从事与劳动争议处理工作有关的（劳动、人事、工会法律等）工作5年以上并经专业培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这导致劳动仲裁人员整体的法律素养比较低，难于胜任司法性程度很高的仲裁工作。
再者，劳动仲裁裁决不具有终局效力，缺乏权威性。现行体制下劳动仲裁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实际处于“中间环节”的地位，仲裁要服从审判，这一方面可能使仲裁机构缺乏积极性，只为履行程序而一裁了事，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功能；7（参见同前注6张文）另一方面，大量劳动争议经仲裁后又诉诸法院，没有发挥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分流争议案件、缓解法院工作压力的作用。
（三）现行劳动审判制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实体法上法律适用上的问题。我们知道，民法是典型的私法，而劳动法被认为是“社会法”，有公法和私法的双重属性，兼有“当事人平等协商”和“国家干预”的特点。它区别劳动关系主体的实力强弱和地位差别而偏重保护弱者，强调社会公正和社会公益。8（参见侯玲玲、王全兴：民事诉讼法适应劳动诉讼的立法建议，《中国劳动》，2001年第6期，P14；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P4及P59以下）民法上的有关规则对劳动审判一般是适用的，但劳动争议的解决主要适用的还是劳动法规范，而当前我国的劳动法还很不完善，基本的法律只有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和1992年的《工会法》，而且规定很简略、原则，许多地方已经落后了，目前实践中主要适用的是法规和大量位阶很低的规章、行政解释和一般的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有许多同民法上的规范不一致，而我国法院并无司法审查权，在司法实践中就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困难。
其次是程序法上的问题。劳动审判在程序上适用民事诉讼法，但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劳动审判有诸多不适应之处。9（有关论述参见 ：侯玲玲、王全兴：民事诉讼法适应劳动诉讼的立法建议，《中国劳动》，2001年第6期，P14-16；陈新：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应实行两裁终结，《中国劳动》，2001年第12期，P26-27）在管辖制度上，劳动法没有规定，完全按民事诉讼法中原告就被告的原则，在劳动者为被告时就难于实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专属管辖的规定也未考虑到劳动案件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的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了用人单位所在地管辖和劳动合同履行地管辖的原则。但在工资纠纷、工伤纠纷争议等情形，如工资关系所在地和工伤事故发生地与用人单位所在地和劳动合同履行地不一致，适用该原则是不合适的。在举证责任上，劳动审判案件中如完全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则不符合劳动法作为社会法和偏重保护劳动者权益法的要求。对于用人单位对违纪职工作出相应处置的纠纷、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安全卫生法的纠纷及拖欠工资的纠纷等，应居于当事人举证责能力不同和劳动法价值旨向上的考虑，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的司法解释十三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在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间等决定等方面的举证责任，但仍然没有全部包含前述三方面的要求。在时效制度上，民事诉讼法与劳动法上的规定差异很大，造成很多问题，前文已经涉及。
三 对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想法
（一）加强劳动监督特别是劳动监察，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
这虽然是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之外的问题，但所谓“开源节流”，从源头入手对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来说是不可忽视的。
（二）改善和加强劳动调解制度，拓展劳动争议解决的渠道
在一个利益熙攘、冲突频仍、诉讼爆炸的时代，重视调解制度功效的发挥是很有必要的。在调解组织上，要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调解机构体系，充分发挥企业的调解委员会、社区的人民调解员、劳动行政部门等的作用，在仲裁、审判过程中也应广泛应用调解方式；在程序上，在利用调解方式的灵活性、便利性等特点之外，还应重视操作的规范化，特别是在较专门化、正式性的调解中，应加强程序性建设，制定科学、规范的程式，以保障调解的公正性；在调解的效力方面，在组织和程序方面得以保障的基础上，应赋予一些专门性、规范化机构调解结论以法律效力，当事人自愿接受的调解协议符合法定条件的，必须执行，不能轻易反悔；确有必要的，也可以启动法院对调解结果的监督程序。
（三）规范、健全劳动仲裁体制及劳动审判制度，理顺仲裁与审判之间的关系
这是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裁审分轨、各自终局”。10（相关论述参见：汪君清：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重构，《中国劳动》，2001年第11期；张利锋：对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反思与重构，《中国劳动》，2000年第3期； 阮秀：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探讨，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chinalawinfo.com/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1805）所谓“裁审分轨、各自终局”，是指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或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仲裁则不得再行起诉；劳动仲裁两裁终局，对一裁裁决不服可以向上级仲裁机构申请复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则按民事诉讼程序两审终审。
笔者认为，这一模式应是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理想选择。“仲裁前置”、“一裁两审”模式的弊端前文已经作过论述。仲裁和诉讼两种途径各有起特点，通过双轨制将两者合理分开，同时赋予当事人以自由选择权，一则可以分流劳动争议案件，减轻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各自的工作压力；二则对于不属于劳动仲裁受理范围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寻求及时的救济；再则，这也增强了劳动仲裁的权威性，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劳动争议解决的成本。两裁终局的理由在于，劳动仲裁兼有行政性和司法性，是一种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争议解决机制，实行两裁是为了维护仲裁的公正、增强对当事人权益的保障，而终局则是基于其司法性和不可诉性。日本、韩国都采用了两级仲裁的制度，我国其实也有过类似的尝试和尝试。原劳动部199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组织了两裁终局的试点，江苏、安徽等省的地方法规和具体实践实际上也已经尝试着采用了两裁终局或一裁一监督的体制。11（参见王振麒：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立法建议，《中国劳动》，2001年第2期，P10；陈新：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应实行两裁终结，《中国劳动》，2001年第12期，P28；阮秀：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探讨，北大法律信息网）
实行“裁审分轨、各自终局”制相应需要一系列改革。首先，要在立法上全面确立这一制度，制定完善的劳动仲裁法，县区、地市和省级政府甚至中央都应建立劳动仲裁仲裁机构，并要提高仲裁机构的独立性，规范其职责、权限，健全仲裁程序，体现三方原则，完善仲裁员选任制度，特别是借鉴民商事仲裁制度的成功做法。只要作到机构独立、程序保障、高素质人员配备及有效监督，劳动仲裁两裁终局是完全可行的。其次，在劳动审判方面，在立法上应解决民法与劳动法的实体法上的适用困难，对民事诉讼法上不适应的地方也作出协调、梳理；在审判组织上，根据我国国情和现行司法制度，兼考虑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三方原则的要求，在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内设立专门的劳动庭是较为合适的选择。将劳动庭置于民庭中是因为劳动审判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而不同于刑事和行政审判有各自专门的诉讼程序；而现行的“大民庭”实际包括民事、经济和知识产权庭，增加劳动庭符合劳动审判的特殊性和专门化要求。另外，在劳动庭的组成上也应有别于其他民事审判庭，以熟悉劳动法的专业法官作为审判员，同时吸收来自职工方和用人单位方的陪审员。这样，既符合民事诉讼法中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要求，又符合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的三方原则要求，而且，劳动审判庭中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可以直接利用劳动仲裁制度中的资源，有效而又便利。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现将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印发给你们。
这个调查报告对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发〔1982〕19号文件和国发〔1983〕60号文件精神的意见，对文物、宗教、园林、旅游场所集中的地方加强党政领导和统一管理的意见，都是好的和可行的。望各地、各有关部门遵照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参照调查报
告中的意见，研究和制订进一步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措施，并同有关方面搞好团结和协作。
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我们先后到一些省市，从了解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开放全国汉族地区佛道教重点寺观的情况入手，对文物、宗教、园林、旅游场所管理职责问题和其它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就一些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比较广泛地听取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现将主要的情况
、问题和意见报告如下：
一、开放全国汉族地区佛道教重点寺观的工作成效显著，但还有许多遗留问题需要抓紧解决。
10年内乱期间，全国佛道教寺观中的僧道人员几乎全被赶出庙门，许多名寺古刹遭到严重破坏。在当时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文物、园林等部门遵照有关领导的指示，对一批重要寺观加以维修、保护，把它改为文物陈列、浏览休息场所，不少地方还利用它兴办工商、服务事业，安排知
识青年就业，吸收僧道人员参加工作，对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贯彻执行中发〔1982〕19号文件（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精神，落实好党的宗教政策，国务院发布了国发〔1983〕60号文件（即《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的通知》），确
定在全国汉族地区，开放163座重点寺观，作为佛道教活动场所，并规定其中曾由文物、园林等部门管理使用的94座寺观，要在1984年内移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移交任务虽然没能按期完成，但是经过各有关地方和部门同志的共同努
力，这一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
截至1985年9月止，应移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的寺观，除极少数几地方外，都已移交、开放。这一重要措施的逐步落实，不仅使佛道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更加热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大调动和发挥了他们参加四化建设的积极性，而且在港澳、台湾和国际都产
生了良好的影响，对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发展宗教界的对外交往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也起了积极作用。事实证明，中央、国务院关于开放全国重点寺观的决定是必要的、正确的。
目前，除极少数几个应该移交的寺观还没有移交外，已经移交了的寺观，大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遗留问题：一是对寺观的范围界限划定得不合理、不明确。如有的地方规定只移交庙宇中轴线上的殿堂，不移交两侧的庙舍；有的规定寺观范围以庙宇屋檐滴水为界，把本属寺观
范围内的通道、桥梁、场地，以及附属的园林、碑塔、放生池等都划出界外。二是交接双方在清理财物、房产方面存在许多争议。有些地方对房产的清退很不认真，以各种理由留下一些职工和家属长期占用。三是本属寺观或僧道人员所有的宗教文物，被文物或其他部门收管了的，至今仍以
“登记入库了”或“没有上级通知”等为由，不予清退。对于这些问题，各地佛道教组织、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切望当地党政领导机关严格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同志，坚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和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抓紧做好移交工作，尽快解决这些遗留问题。
现在确定开放的163座全国汉族地区的重点寺观，约占“文化大革命”前8000多座寺观的2％。按照国发〔1983〕60号文件 的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可自行确定省级重点寺观。现在有的省已经这样做了，还有些地方的佛道教组织和信教群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或者已经自动开放了一些寺观，有关领导机关感到了不好掌握而没有给予答复或批准。许多同志认为，当前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好移交、开放全国重点寺观的遗留问题，并管理使用好这批寺观上。但随着工作的进展，也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审慎而又稳妥地解决好确定省级重点寺观的
问题。此外，县及县以下的广大农村，还有一些零散僧道人员居住的小庙，现在也在自发地修整庙宇和进行宗教活动，情况较为复杂。有关地方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门，对于这样的小庙要了解，要管理，不能让其自流发展；更不能允许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些庙宇进行封建迷信活动。今后
要严格防止在农村滥修庙宇。
二、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发〔1982〕19号文件精神，管理使用好全国重点寺观是今后长期性的工作。
按照中发〔1982〕19号文件精神，把全国重点寺观管理使用好，使之在体现党的宗教政策、在为四化建设服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经了解，目前在全国重点寺观中，有一少半管理使用得好或比较好。这些寺观的僧道人员中有较强的骨干，有初步的民主管理制
度。他们在保护、使用好宗教文物，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同时，还兴办了一些生产、服务事业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如茶园、苗圃、寄宿处、素餐馆，以及生产传统食品和手工艺品等。这样做，不仅在短时间内就把庙宇整修得整洁清，僧道人员的生活也开始实现自给，并有所改善；方便了
游客，对社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还有一多半管理使用得不好或不够好。其中有些寺观由于移交后遗留问题较多，有关部门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分歧，争议不断；僧道人员同留住在寺观内的单位、职工及其家属之间矛盾很多，有的还不时发生争斗事件，使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实际上无
法管理寺观。也有一些寺观，由于僧道人员中没有较强的骨干，出现闹宗派、不团结和少数人勾心斗角、品行不端；有的寺观只有几个年高体弱的僧道人员，因而无力把寺观管理使用好。
根据各地经验，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发〔1982〕19号文件精神，管理使用好全国重点寺观，应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下，坚决执行僧道管庙，以庙养庙，积极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方针。目前，有些寺观在僧道人员力量不足，特别是缺少具有经营管理能力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情况下，按照自愿互原则，吸收一些条件合适的居士参加寺观管理，聘请少量懂宗教政策的退
休职工，协助做好管理工作，可以招用合同工兴办某些事业。有关部门不得以“帮助”为名，随意往寺观里派干部和安插人员，以免引起僧道人员的反感和不满。有这种情况的，应坚决纠正。
第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重点寺观要适应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遵照宪法、法律和政策的有关规定，在宗教界充分酝酿和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陈规陋习，逐步而又稳妥地进行适当的改革。同时，从本地实际情
况出发，积极兴办一些生产、服务和其它社会公益事业。
寺观举办的生产、服务和公益事业属于集体性质，扶持和帮助寺观兴办这种事业，完全符合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政府有关部门要象对待其它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一样，在发展方向和生产计划上给以必要的指导，在设备、物资和技术上给予可能的帮助，在税收上给以适当的照
顾。在有条件的地方，可给寺观划分一定数量的自留山、责任山，鼓励他们植树造林，护林养山，美化景观。寺观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和僧道人员生活的改善，要逐渐把正常维修庙宇的责任担当起来，还要自觉地主动地对国家对地方作出贡献。
第三，抓紧培训僧道人员，提高他们的素质，是管理使用好寺观的必备条件。目前，全国重点寺观普遍存在着僧道人员数量少素质差的现象。当前重要的，一是要把爱党爱国、品德端正、有宗教修养、有领导管理能力的僧道选作寺观的领导骨干，依照习惯授予宗教职称。二是要抓紧做
好培养年轻僧道人员的工作。要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有计划地吸收一些完全自愿、条件适合的年轻人到寺观中来，采取多种实际有效的办法加以培训，作僧道的后继人。造就一支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又有相当宗教学识的年轻宗教职业队伍，不仅是当前管理使用
好重点寺观的迫切需要，而且是今后加强党对宗教的工作，保证宗教活动能够沿着正确轨道进行的长远大计，要切实做好这这方面的工作。
第四，加强对佛道教组织和重点寺观对外交往的指导。峨眉、武当、九华等佛道教名山，近几年都接待了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千上万名的外宾和游客。其中有不少是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来的佛教代表团组或人士，还有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和台湾同胞中的佛道教信徒，有的还同
我佛道教组织、重点寺观和宗教界人士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各地佛道教组织和重点寺观对外宾和游客的接待工作一般做得是好的，但也存在着重视不够、接待不周，甚至发生违反外事、侨务、旅游政策等问题。现在有的地方的佛道教组织和重点寺观，也开始有组织地派人到港澳和国外防问
。因此，亟须对有关的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人员进行外事、侨务、旅游等政策和纪律的教育，改善接待条件，提高接待能力，做好宣传工作，加强友好往来。在这种友好交往中，有关人员要做到不卑不亢，自重自爱。对于正常游客，特别是友好人士，要热情欢迎，以礼相待；对于极少数违
犯我国法律，干预我国宗教事务，以各种手段对我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的人，要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坚决揭露，适当打击。
另外，还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好外国宗教组织和人士，以及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和台湾同胞损赠财物的问题。现在，有的地方和有关人员把开放寺观、进行宗教活动作为大量吸引捐赠财物的手段，甚至或明或暗地向人家索要财物，在国内外已经造成不良的影响。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应
坚决按照中发〔1982〕19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办理。对于外面有人提出在我国单独或与我合建寺庙教堂，或举办所谓社会慈善事业的，要及时向有关上级领导机关请示，未经批准，任何宗教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答应。如果是通过我宗教组织或宗教界人士，商谈非宗教性的经济事务，应
即报告政府主管部门，或介绍给有关经济组织，并积极协助做好这一工作。今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对下属单位有关这类问题的请示，应尽快答复，以免处理失误。
第五，明确落实佛道教房产的政策。有些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和主管部门的同志认为，按照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的精神，清退和落实佛道教的房产，不能机械套用对待天主教、基督教的房产政策，对清退范围和时间界限都应定得适当。如笼统地提出，解放以后被占用的要全部退还，
是脱离实际的，也是办不到的。经我们同有关方面的同志研究后，对于落实佛道教房产政策的具体意见是：
（一）凡经各级政府批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恢复、开放的寺观，以及现有僧道人员居住并有宗教活动的寺观，应将它及其附属的房屋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
（二）虽不属前述寺观管理使用的房产，但建国以后经人民政府正式承认，“文化大革命”前由佛道教组织 和僧道人员经营，或由政府房管部门经租的，以及近年来已经正式交由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的，一律不再变动。
（三）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长期被国家机关、军队、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使用；或者房屋早已倒塌、拆除，经政府批准地基已被公用的，都不再列入落实佛道教房产政策范围。个别特殊情况，可由地方党政领导机关酌情处理。
三、加强领导，加强团结，进一步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同心协力地做好工作
文物、宗教、园林和庄稼活场所集中的地方，特别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要加强党政领导，加强统一管理。要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重要的风景名胜区，最好都设立人民政府，建立地方党委，加强统一领导，实行统一管理。由于各种原因，暂时不能设立政府而设产管理机构的，它的主要职权应是统一管理风景名胜地区的保护、利用、规划和建设，协调各有关方面的工作和活动。有关风景名胜区内的文物、宗
教、园林和庄稼活场所及它的主管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该区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当然，这种统一管理应有利于充分发挥各有关方面共同开发、建设、保护、利用风景名胜区的积极性，而不应限制和妨碍这种积极性；应有利于密切各部门上下级之间在业务工作上的正常关系，而不应削弱
以至割断这种关系。这种统一管理，不应直接于预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去管那些不必要也不应管的事情；特别不要以统一管理为由，去侵犯寺观和僧道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二，各重点寺观交由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自主管理后，对寺观内文物、园林等的保护和使用，要自觉地主动地接受文物、园林等有关部门的检查和指导。凡属寺观和僧道人员所有的重要文物、寺观附属园林及有关建筑物或附着物，都要一一登记造册，按照规定确定级别，建立档案
，制定措施，指定专人负责保护、管理。文物、园林部门可协助宗教事务部门对有关僧道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保护文物、管好园林的能力。对于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和保护价值的宗教文物，如西安的大雁塔、武当山的金殿等，应由有关地方党政领导机关采取特殊
措施，责成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共同做好保护工作。各寺观对文物保管使用的情况，对附属园林整修管理的情况，对寺观的重要维修、改建或新建等事项，要及时报告文物或园林等部门审批。文物、园林等部门要同对待其他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文物、园林一样，依法对寺观的文物和园林的管
理使用，主动地进行检查、指导和帮助。各寺观要对文物、园林等部门的干部履行职责提供方便。凡是已经作为文物、园林场所使用的旧寺观，不许进行宗教活动，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功德箱，不准收取信教群众的布施和捐献。有关部门应积极劝导信教群众不要再到这些场所进行烧香燃烛
、礼佛拜神等宗教活动。
文物、宗教、园林等部门及所属单位，要积极支持、帮助旅游部门开展工作，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旅游部门要认真关心、支持风景名胜区的建设，在开展旅游工作中，要注意了解文物、宗教、园林等部门及所属单位的实际困难，照顾它们的实际利益。
第三，在佛道教组织和重点寺观集中的地方，有关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应有一位真正懂得党的宗教政策、熟悉宗教情况的主要负责同志，主管党对宗教方面的工作。讨论、决定各项重要工作问题，都要考虑在宗教界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对于同宗教直接有关的事项，更要充分听取宗
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意见，慎重决定，精心指导，避免失误，。要根据佛道教组织不同于党政机关、也不同于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特点，创造、总结对他们实行领导的经验，坚决避免和纠正政教不分、内外不分、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等错误现象。应该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宪法允许的范
围内，放手让他们实行自主管理，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当然，一切重大问题，宗教组织及其负责人应主动地及时地向有关党政主管部门报告。各级统战、宗教事务部门要经常地向同级党委和政府反映情况，请示工作；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要关心、检查、帮助他们的工作。要根据工作
的需要，按照干部队伍四化的要求，充实、加强宗教工作干部队伍，提高他们的素质。
第四，在风景名胜区，在文物、宗教、园林和旅游场所较为集中的地方，要有计划有领导地对党员、干部、职工和群众，进行党的文物、宗教、园林、旅游、侨务、外事等政策和纪律的教育。要教育党员、干部、职工和群众，新生寺观内和其它宗教活动场所的制度和习惯，坚决反对和
纠正对寺观和僧道人员政治上岐视、经济上打击、作风上为所欲为，以及其它侵犯他们合示权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要象耀邦同志说的那样，不要把僧道人员当“外人”看待。要记住列宁的教导：“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对佛道教组织、他们的
负责人及所有僧道人员，要进行爱国守法、拥护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拥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进行拥护共产党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教育。
第五，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过去积累的问题过多，因而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开放全国重点寺观中，在各有关部门的同志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今后，大家都要在认真学习党的有关政策，学习中发〔1982〕19号文件的基础上，提
高思想认识，加强全局观念，在各项工作中，加强联系，主动协商，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为办好共同的事业而努力。
1985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