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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


哈尔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3号


　　《哈尔滨市滩涂保护条例》业经哈尔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12年11月27日通过，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12年12月14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3年4月1日起施行。


　　　　　　　　　　　　　　　　　　　　　　　　　　　　　　　　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12月14日



哈尔滨市滩涂保护条例

（2012年11月27日哈尔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12年12月14日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保护滩涂的生态环境，科学、合理地利用滩涂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松花江及其支流河道内滩涂的保护。

　　本条例所称滩涂，是指河道内常水位至洪水位之间，经市、县（市）人民政府认定的滩地。

　　第三条 滩涂保护坚持统一规划、保护为主、科学利用、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四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滩涂保护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市滩涂管理机构负责滩涂保护的日常管理工作。

　　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负责本辖区内滩涂的保护。

　　发展和改革、城乡规划、城乡建设、财政、林业、工商、环境保护、国土资源、旅游、城市管理、畜牧兽医、农业、民政、档案、公安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权限，做好滩涂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滩涂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滩涂修复与利用、资金保障等重大问题。

　　第六条 滩涂资源除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部分以外，均属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第七条 市和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滩涂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滩涂保护意识。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举报。

　　第八条 市、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滩涂进行确认并划定范围，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公布。

　　第九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发展和改革、国土资源、城乡规划、林业、环境保护、城市管理、畜牧兽医等部门以及区、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市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规划，编制滩涂保护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滩涂保护规划应当服从流域规划，并与其他涉水规划相协调。

　　滩涂保护规划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滩涂保护规划需要调整的，应当按照规划编制程序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滩涂保护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逐年增加对滩涂保护的资金投入，保证滩涂保护工作的有效进行。

　　第十二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滩涂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多渠道筹集滩涂保护资金。

　　滩涂保护资金专项用于滩涂的退耕还湿、生态修复等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或者挪用。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滩涂保护规划，确定滩涂功能定位，设立滩涂保护界标。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滩涂保护界标。

　　第十四条 市和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其管辖范围内生态环境已被破坏的滩涂，编制滩涂生态整治和修复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市和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滩涂资源档案，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滩涂范围内的原生态植物群落、典型地貌、古树名木、地质遗迹、野生动物等资源的变化情况进行调查和监测，如实记录调查和监测数据。

　　第十六条 市和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开展滩涂生态系统评价,并编制滩涂生态系统评价报告。

　　滩涂生态系统评价报告应当包括滩涂基础资料，滩涂生态系统质量评价，滩涂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建议等内容。

　　第十七条 禁止在滩涂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开垦耕种、养殖；

　　（二）放牧、烧荒、砍伐林木、采集原生态植物；

　　（三）向滩涂及其周边区域排放、掩埋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倾倒矿渣、煤灰、残土、垃圾、残冰雪等废弃物；

　　（四）猎捕鸟类及其他野生动物，捡拾、收售鸟卵；

　　（五）刷洗机动车辆、设备；

　　（六）打井、埋葬、挖掘草皮；

　　（七）未经批准的经营活动；

　　（八）加工、维修、漆刷船只；

　　（九）擅自修建建筑物、构筑物；

　　（十）擅自围堰、围栏、筑坝、挖塘；

　　（十一）其他破坏滩涂生态环境的活动。

　　第十八条 对规划为景观区域的滩涂，在恢复原始地貌及原生植被的同时，可以适度开展科研、科普及生态旅游活动。

　　第十九条 确需临时占用滩涂的，应当符合滩涂保护规划。

　　禁止开设与滩涂保护规划不一致的项目。

　　第二十条 临时占用滩涂应当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履行其他审批手续。

　　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项目或者活动申请书；

　　（二）有资质的专业机构编制的项目或者活动综合影响评价报告；

　　（三）滩涂保护方案；

　　（四）相关联的涉水工程(或者水资源)管理单位同意文件；

　　（五）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提供与第三方签订的协议。

　　第二十一条 市和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临时占用滩涂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对不予同意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第二十二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滩涂的，不得擅自改变占用用途和范围；确需改变的，应当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三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滩涂的，应当按照滩涂保护方案保护滩涂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不得污染土壤和水体。需要进行施工的，应当在施工结束后拆除临时建设设施、清除施工残留物。占用结束时，应当恢复滩涂原貌。

　　第二十四条 科研、科普、旅游项目的建筑物、构筑物和配套设施应当采用天然木材、石材等环保材料建设，并与滩涂环境相协调。

　　第二十五条 市和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占用滩涂的监督检查，建立并实施定期巡查制度。

　　第二十六条 市和区、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应急机制，编制滩涂生态系统危机应急预案，加强对滩涂资源的监测；发现异常的，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保证滩涂生态系统安全。

　　第二十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具有行政处分权的机关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编制滩涂保护规划的；

　　（二）未按照规定条件审批占用滩涂项目的；

　　（三）未建立滩涂资源管理档案的；

　　（四）未建立定期巡查制度或者未定期巡查的；

　　（五）未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应急机制，编制滩涂生态系统危机应急预案的；

　　（六）未按照规定对滩涂资源进行监测或者未采取应急措施，造成滩涂生态系统严重破坏的；

　　（七）未按照规定编制年度滩涂生态系统评价报告的；

　　（八）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滩涂范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开垦耕种、养殖、烧荒、挖掘草皮或者擅自围堰、围栏、筑坝、挖塘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恢复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处以被破坏滩涂面积每平方米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放牧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三）刷洗机动车辆、设备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四）向滩涂倾倒残冰雪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逾期不清理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五）打井、埋葬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恢复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

　　（六）破坏或者擅自移动滩涂保护界标，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或者赔偿损失，并处以恢复所需实际费用或者损失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七）加工、维修、漆刷船只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八）擅自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占用滩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并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经批准占用滩涂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未经批准改变滩涂的占用用途、范围的，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未按照保护方案履行滩涂保护义务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向滩涂排放、掩埋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倾倒矿渣、煤灰、残土、垃圾等固体废弃物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以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水行政主管部门发现上述行为时，应当立即制止，并及时告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施行前占用滩涂进行耕种的，由滩涂所在地的区、县（市）人民政府在市人民政府规定期限内制定方案，有计划地组织退出。

　　本条例施行前根据防洪需要，已迁出的村屯，由滩涂所在地的区、县（市）人民政府在市人民政府规定期限内，对滩涂上影响生态修复的建筑物、构筑物予以拆除。

　　本条例施行前未经批准，在滩涂上修建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围坝、围栏、通道等设施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逾期未拆除的，由区、县（市）人民政府予以拆除或者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代为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经国家批准堤防改线而形成的滩涂，由滩涂所在地的区、县（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移民搬迁。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施行前经依法批准利用滩涂的项目，符合滩涂保护规划的，可以继续利用，但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补办有关手续；不符合滩涂保护规划的，应当停止利用，有关部门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3年4月1日起施行。




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由西方宗教信仰引起的思考

秦沛沛


摘要：通过中国法治的内在因素和西方法治的内在因素的研究，找出中国法治症结所在——法律信仰的缺失。

关键词：法治 法律信仰 儒家思想 中国法治 西方法治

内容：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篇》中指出：法治具有双重含义，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制定良好的法律。②前者强调法律至上，后者强调法律正当。虽然以后法治的研究都未超出此框架，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不具有可操作性。它没有也不可能说明究竟何谓“普遍的服从”、何谓“制定的良好”。我国学者高鸿均曾这样看法治：“英美发系纵然内容繁多，简而言之，基于不过三维：一曰法律至上，法治之魂也；二曰司法独立，法治之制也；三曰正当程序，法治之式也。”同时他强调程序的重要性：法治之理，纵为金科玉律，若乏运行之制、操作之式，亦难免空头支票、空中楼阁，法治终空空也。③

法治是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的一个法律理想。法治为中国的制度注入锻骨强魄的理性，为学术提供激浊扬清的活力，然而又承载了过多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情感而臃杂不纯，以致时常被曲解。当今天我们又一次高扬法治之旗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的看一下西方的法治史，用对比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发展的轨迹。

二：西方法治的发展

应该说，法治思想的提出与阐述来源于两千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实现法治。”并明确提出前文所述的法治的两种含义。此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被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们所普遍接受。法治内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法治的形成要由生活在具体社会场合和背景下的人们通过他们的信念、制度和活动来赋予其含义。从古罗马的西塞罗、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格老秀斯，再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杰斐逊等，都沿着亚里士多德这一法治公式在构建法治国。

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可以看出，西方法治从源头起，至少注意到了从人性论和认识论两个角度论述法治问题。④西方法治此时就在人性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法治与人治的尖锐对立问题。其中蕴涵的核心价值为：高扬法的神圣性。其实，纵观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他们无不是神学派代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的统治乃是上帝的道德秩序和为确保这个道德秩序，能够通过理性而为人类所理解的神灵启示的一个自然映现。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中世纪的欧洲统治是王权和教权共同进行的。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194年盖拉西发表“双剑论”表明教皇和王权之间的平等。之后的欧洲，就开始了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漫长的争斗。教会在这期间经历了盛行——衰落——继续盛行的过程，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当时用来约束教徒的规则）。其中教令法的渊源有《圣经》、公教会会议、地区性宗教会议的决议和教皇的命令等。教会颁布的这些法律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种背景下教会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教令法和一种或多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多重管辖之下。在教会与世俗王权争斗的同时，法律的至上观已在悄悄的树立。当两者相争时，必然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尺度来解决问题，这个合适的尺度就是法律，可谓渔翁得利啊！按照当时的政治法律实践，倘若教会应该享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世俗王权就必须把这些权力作为对自己的最高权力的合法的限制来接受，同样，世俗王权的一些权力也构成了对教会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限制。⑤在法律的最高统治下，世俗王权和教会和平共处。

在基督教徒眼中，教皇是上帝的代表，此时的法律已被当作上帝的意志。因此，教会制定的一系列教条都被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同时也被无条件的遵守。正因为此，经过历史的渗透与沉淀，宗教以把西方的法律抬高到了神圣的地位，将法治深入人心，让人民从内心里接受法律、服从法律。在这个时期，法律至上观已被确立起来，这为西方法治的发展极为有利，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

三：中国法治溯源

春秋后期，郑子产铸刑书，是中国成文法诞生的标志。之后成文法在诸侯各国普遍化。到秦国时，受法家思想支配的秦王朝采用酷刑，并有了“焚书坑儒”的一幕。

其实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在治国方略上，就存在是依靠法律行政即法治⑥，还是依靠道德教化即德治两种主张的论争。在秦朝时，采用的“法治”，到了汉代，就改头换面的全部用儒家思想来武装了。汉代的法律为中国封建法律的主干，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也将中国古代散发着思想光芒的充满人文气息的道家、崇尚“依法治国”的法家一同埋葬。从那时起，中国人民时刻生存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中，历代不但礼法、礼率并称，礼书和法典并列，礼教与法律关系密切，而且在审判决狱上，更受汉代的春秋决狱的影响。⑦儒家思想无论从年代的久远（从汉武帝时到清末）、从实施手段上（作为历代治国方略）、从群众基础上（举国上下）等方面看，儒家思想在古代的思想领域有绝对的发言权，它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甚至外交，在当时的地位不亚于当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在的地位。

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总体思想特征有四：一是崇礼；二是纳仁入礼；三是德主刑辅；四是重视教化。孔子在法律方面推崇德治和人治。他曾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国格。”⑧

在先秦的各学派争论中，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形成了对立。⑧儒家坚持“德治”，他们的主张为后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以道德教化即德治治国根本的传统观念。儒家学派重德轻刑，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承继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以德治作为理想的治国手段，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以德治国和政治传统实践，与儒家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如何理解德治呢？孔子从人性善论⑨出发，认为人皆有仁心，此心是与天地之大德相通的，故良好的治理应该是仁心的运用，是仁政。他认为德治强调教化优先，刑威于后，把人看作自主自为的道德主体，而非国家暴力强制的对象。

那么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作何理解呢？在古罗马时代，柏拉图在早年时认为，一个最理想的国家就是“哲学王”统治的国家。一个最符合正义的国家，当然只能是由哲学王来统治。这是典型的“人治”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寻找他理想中的哲学王，遗憾的是，他终生没有找到。在他晚年时，他退而求其次，认为如果统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使统治者变成哲学家，那么就应该实行以法治国。柏拉图的终点正是西方法的起点。

儒家思想同样也推崇人治。孔子提出为政在人，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至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治，存在着争议。综观几前年的封建统治，笔者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人治应是君主专制。他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始终站在一个理性的构架上，并最终实现了法治的回归，使法治走入正轨；而孔子以人本善为根基，始终认为个人的权力和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框架下，将中国的法治引入偏离的轨道，并使之越走越远。

无论是德治还是人治，儒家不重视法律的作用，这是法治发展致命的。它只是将法治作为后补手段，一种惩罚措施，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儒家伦理影响下的社会规范，基本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情、理、法皆不外起规矩节度，法律列于最末。布莲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维系社会功能远比道德、风俗、教化等小，相对于其他社会，其运作功能也来的微小，这种规范的一致性，并未使中国传统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被害人无处申诉，只能诉诸形式上的力量，往非理性的路上求出路。在人们传统思想里，法律的威慑力远远大于法律的对自身的保护性，也就是在常人看来，法律是恐惧的。这种思想下只能培养人民对法律的反抗情绪，遵守很难做到，更别提服从了。这与西方的法治思想是根本背离的。瞿同祖先生说：“儒家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可是它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的思想。中国法律原无律无政不得为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成为最高的原则，与法理无异。”⑩笔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法治发展受限的根源所在，也成为当今发展中国法治的一大障碍。

四：中国法律信仰思考

面对差距，我们不得不进行深思考,不得不转换思维方式，从上到下的思考与转变。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的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⑾法律与宗教联姻而生的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得以确立和生长的观念基础,法治之所以首先在西方获得理论证成并付诸实践,与西方国家特有的以法律信仰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有关。把法治作为法律理想的中国, 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法制,中国要走向法治化就必须把法律作为被信仰的对象。牢牢把握法律信仰这一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尽早实现国人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法治国家的理想。

中国正从人治向法治社会迈进,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漫长、曲折、艰巨的过程。它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连。中国的法治一直以来都是走的感性路线，没有形成一个从上至下的法律理性体系，而这些在西方国家早以被讨论、争议、并永久地实施了下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法治建设步履维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等现象,仍屡见不鲜。这种现象还要存在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们树立法律至上的观点，把权力让度于法律，将法律看做保护自己的工具，而不是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机器”，我们的法治之路会走的顺利些。

参考文献

②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