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市开展2005年度开放型经济工作目标竞赛活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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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业部


开采黄金矿产审批手续的补充规定
1994年1月31日，冶金工业部

一、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为了加快发展黄金工业，加强黄金矿产的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保障黄金工业建设当前和长远的需要，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继续贯彻《国务院关于对黄金矿产实行保护性开采的通知》〔国发（1988）75号〕精神。黄金矿产作为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要进一步有效地加强管理和实行保护。
二、鉴于目前全国集体开办的小型黄金矿山日益增多，为了简化审批手续，进一步做好开办黄金矿山的审批发证工作，决定将原来由国家黄金管理部门审批改为由国家和省级黄金管理部门两级审批。
三、冶金工业部黄金管理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黄金管理部门是办理开办黄金矿山审批的管理机关。
申请开办黄金矿山的企业，由冶金工业部黄金管理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黄金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并颁发《开办黄金矿山批准证书》。
四、申请开办黄金矿山属以下条款之一的，由冶金工业部黄金管理局负责审批。
（一）申请开办黄金矿山使用的地质勘查报告中岩金储量（Ｃ＋Ｄ级）在2吨以上（含2吨），砂金储量（Ｂ＋Ｃ＋Ｄ级）在1吨以上（含1吨）。
（二）岩金矿山企业的采矿或者选矿建设规模在100吨／日以上（含100吨／日）；砂金矿山的建设规模在160立方米／小时以上（含160立方米／小时）；矿体平均品位低于3．5克／吨的矿石经黄金管理局批准后可采用堆（池）浸工艺采金，堆（池）浸矿石处理量在3万吨／年以上（含3万吨／年）。
（三）利用黄金地质勘查基金和黄金地质贷款勘查的项目及国家规划勘查项目建设的黄金矿山。
（四）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所属的企、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独办或联办的黄金矿山。
（五）外商投资开办的黄金矿山企业。
五、申请开办黄金矿山属以下条款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黄金管理部门负责审批。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地、县、乡镇办黄金矿山。
1．申请开办黄金矿山使用的地质报告，岩金储量（Ｃ＋Ｄ级）在2吨以下，砂金储量（Ｂ＋Ｃ＋Ｄ级）在1吨以下。
2．申请开办的岩金矿山企业的采矿或者选矿建设规模，岩金矿山在100吨／日以下；砂金矿山在160立方米／小时以下；矿体平均品位低于3．5克／吨的矿石经黄金管理部门批准后可采用堆（池）浸工艺采金，堆（池）浸矿石处理量在3万吨／年以下。
（二）由县组织的边远、零星岩、砂金资源及砂金过采区上的集体采金。
六、两级黄金管理部门审批办法和程序按原国家黄金管理局《关于开采黄金矿产审批手续有关规定的通知》〔国金地字（1990）第39号〕办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黄金管理部门审查批准的开办黄金矿山及审批意见报冶金工业部黄金管理局备案。
经冶金工业部黄金管理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黄金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后，颁发给申办单位《开办黄金矿山批准证书》。
七、《开办黄金矿山申请书》、《开办黄金矿山批准证书》由冶金工业部黄金管理局统一印制。
八、冶金工业部黄金管理局负责对省、自治区、直辖市黄金管理部门的审批发证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九、本规定的解释权属冶金工业部黄金管理局。
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法治进程中的语言建设

2001年1月5日 10:19 刘仁文

时下，“法治”这个题目正被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在全社会加以讨论，然而，与这种热闹气氛形成对比的是，很少有人对法治进程中的语言建设给予应有的关注，其原因或许如梁治平君所言：“在中国的知识界，······法律人似乎并不关心一般知识分子所讨论的问题，普通知识分子也不了解法律人所作的工作。”（《书斋与社会之间》，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这实在是不应该的，因为“法学其实不过是一门法律语言学”（麦考密克语），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要想在与法律有关的职业中取得成功，你必须尽力培养自己掌握语言的能力”（丹宁语），而对于国家而言，“法律条文含义不清，罪文不明，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孟德斯鸠语）。

一部好的法律必是用词准确、逻辑严谨、内容与形式俱佳的文献，它不仅给法律的遵守和操作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给读者以美感和享受。法国大作家司汤达在创作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时，每天清晨必读几页《法国民法典》，以从中获取运用艺术语言的灵感和启迪。相反，一部语言粗糙、语法不全的法律，将不仅成为“法学幼稚”的佐证，而且会引起法律解读和法治运作的不必要麻烦，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以修订后的刑法为例，一方面，为了“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刑法的原有规定，包括文字表述和量刑规定，原则上没有问题的，尽量不作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致使原有的一些语言硬伤得以延续下来（但是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确实是需要加以考虑的，由此看来，一个不经意的语法毛病，还真有可能给后来的法律修订者带来不小的难题，有时可能就不得不让它成为永久的遗憾了），另一方面，由于修订草案出台仓促、修订班子对法律语言的鲜有关注（实际上，包括许多参与起草和论证的刑法专家在内，即使想关注，他们又是否具备这方面的理论素养呢？），造成新刑法漏洞百出， “一些条文内容逻辑不严密，一些文字表述有语法问题”（范忠信：〈〈刑法典应力求垂范久远——论修订后的〈刑法〉的局限与缺陷〉〉，〈〈法学〉〉1997年第10期），“有的条文法律用语模糊导致罪状难以理解，有的条文重复规定或者自相矛盾”（侯国云、白岫云：《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来自司法实践的信息表明，当前新刑法在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许多困惑，大多与立法用语的模糊不清有关，这又应验了英国法学家、著名法官曼斯斐尔德勋爵的一句话：“世界上的大多数纠纷都是由词语所引起的。”

不幸的是，刑法中的此类语言缺陷绝不是个别现象，相反，它是我国当前整体立法水平和法律面貌的一个缩影。从宪法到各部门法，从基本法到特别法，从法律到法规，语法不周、逻辑不严谨，或者语义不清、用词不当、标点符号欠妥，或者句法不凝练、表述冗赘等，不说俯拾皆是，至少也是不乏其中。此种情形对法治的危害，如果说在目前法治的初始阶段还不严重的话，那么，随着法治向更高层次演进，其危害必将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立法如此，司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以法院的判决书为例，在西方法治先进国家，一份判决书往往就是一篇说理透彻、论证严谨、法理气息浓郁的高水平论文，而在我国，判决书制作粗糙、论证空疏、说理乏力早已成不争事实，很多判决书常常对最需要加以详细论证的判决理由一带而过，随即套用“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等格式化用语，此种判决书的公信力可想而知。正是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前不久下达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已明确将强化判决书的“说理”作为司法文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要强化判决书的“说理”，法官的语言功底就必须得到提升。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两件事情：一是1954年宪法制定时，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曾特聘叶圣陶、吕叔湘两位文字专家为语文顾问，遇到文字上的问题，都请他们推敲；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曾有关于吕叔湘先生的介绍，提到吕老曾被选为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在立法中就一些法律草案进行文字上的把关。

由此得出的启发是：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法律语言建设应当靠两方面的力量来完成，一是法律人自身在提高专业素质的同时，也要致力于语言修养的提高；二是语言学家们也不能不关心法律人所作的工作，将法律语言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只有经过法律人和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法律语言才能成为但丁所推崇的那种“理想的语言”、“纯净的语言”，为国家法治建设和语言文字建设作出双重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