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批准法制室关于对1978年底以前颁布的有关地方政权组织方面的法规性文件和1979年以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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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关于印发天津市区县经营性用地集中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

津国土房用〔2012〕205号



各区、县国土分局，滨海新区规划国土局，有关单位：
　　经2012年5月18日第14次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现将需继续施行的《天津市区县经营性用地集中交易管理办法》重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一二年六月九日


天津市区县经营性用地集中交易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经营性用地集中统一交易管理，规范操作程序，明确责任和分工，保证工作效率，依据《招标拍卖挂牌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11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区县经营性用地是指本市规划环外环以外各区县辖区范围内，按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必须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的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
　　第三条 天津土地交易中心是本市唯一的土地交易专门机构，是全市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实施公开出让土地的土地有形市场。
　　区县经营性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应当在天津土地交易中心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实施公开出让。
　　区县经营性用地集中交易工作由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国土房管局）负责统一管理。
　　第四条 各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于每季度第三个月的20日前，将下季度拟出让经营性用地地块信息，报市国土房管局土地利用处（以下简称市局土地利用处）备案。
　　第五条 出让前的经营性用地项目，由所在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完成权属审核、勘丈测绘、地价评估及确认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并编制土地出让方案报所在区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 土地出让方案经所在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持土地出让方案及相关资料，到市局土地利用处提出进入天津土地交易中心公开出让的备案申请，办理出让项目备案手续。
　　未经备案的经营性用地不得实施出让工作。
　　第七条 出让项目申请备案应当提供以下资料：
　　（一）经营性开发用地出让项目备案登记申请表；
　　（二）项目土地出让方案；
　　（三）区县人民政府的批复文件；
　　（四）年度经营性土地供应计划；
　　（五）权属证明文件；
　　（六）出让地块位置图及现状图；
　　（七）宗地界址图；
　　（八）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条件；
　　（九）土地评估报告；
　　（十）评估地价确认文件；
　　（十一）其它相关资料。
　　以上第（二）、（三）、（九）、（十）须留存正本。其他各项查验正本，留存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与正本核对无误”专用章。
　　第八条 土地出让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土地坐落、四至、出让面积；
　　（二）土地来源情况（收购整理前的土地所有权性质、用途及权属状况等）；
　　（三）收购整理情况（农用地转用、征地拆迁补偿、地块现状等）；
　　（四）抵押、查封及权属纠纷核查情况，土地使用权收回及权属变更手续办理情况；
　　（五）地块规划用途及规划条件；
　　（六）出让年期；
　　（七）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标准（属尚无基准地价的区域应予注明）；
　　（八）土地价格评估及评估地价确认情况；
　　（九）收购整理成本和出让价格的测算及底价确定的情况；
　　（十）拟采取公开出让方式；
　　（十一）实施出让时间安排；
　　（十二）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九条 市局土地利用处负责查收区县土地出让项目的备案材料。经审查，报备资料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备案登记。对土地出让信息不完整或附件资料不齐备的，当场告之不予受理备案登记，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充的资料。
　　第十条 对受理备案登记的项目，天津土地交易中心根据市局土地利用处签发的土地出让项目受理备案登记通知书，对是否达到“净地”条件等情况进行现场查勘和核实，并在4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市局土地利用处。
　　现场查勘应当认真细致，反馈的情况应当与地块现状实际情况相符。
　　第十一条 市局土地利用处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市有关规定及天津土地交易中心现场查勘反馈情况，对申请进入天津土地交易中心交易的土地出让项目进行审核，2个工作日内提出备案意见，报市国土房管局主管领导（以下简称局领导）批准。
　　第十二条 土地出让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备案：
　　（一）没有进行或完成土地收购整理，未达到“净地”条件的；
　　（二）土地使用权未收回或存在抵押、查封及权属纠纷等问题；
　　（三）拟出让用途与规划用途不符的；
　　（四）出让底价低于评估确认地价，或计算政府收益部分（扣除征地、房屋征收补偿等整理费用和基础设施配套费）低于出让底价25%的；
　　（五）有失公平竞争的限制条件；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项目。
　　第十三条 经局领导批准同意的土地出让项目备案审核意见，加盖市国土房管局公章反馈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对准予备案的，市局土地利用处应当将准予备案通知及备案资料一并抄送天津土地交易中心，天津土地交易中心应当做好备案地块出让的相关准备工作。
　　未予备案的，由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照反馈意见，对原土地出让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并做好涉及的相关工作，重新报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再提出备案申请。
　　第十四条 土地出让项目备案审核工作，应当自受理备案登记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反馈备案意见。
　　第十五条 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确保土地出让项目报备资料内容的详实和准确。
　　对于在实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前，发现土地出让项目报备资料内容存在失实、有误及其他有失公平竞争等问题的，市国土房管局可依法变更或撤销原备案意见，并暂缓或停止在天津土地交易中心进行土地公开出让工作。
　　对于已经出让的土地，因土地出让项目报备资料内容存在失实、有误及其他有失公平竞争等原因导致后续工作产生问题的，相关法律责任、经济责任由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承担。
　　第十六条 准予备案的土地出让项目，所在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要求时限，到天津土地交易中心办理经营性用地集中交易的相关手续。
　　天津土地交易中心与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协商、确定出让的具体时间，并共同编制招标、拍卖、挂牌文件。
　　第十七条 实施土地出让应当至少在投标、拍卖或者挂牌开始日前20日发布招标、拍卖或者挂牌公告。公告由天津土地交易中心与所在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共同发布。发布渠道主要包括以下媒体：
　　（一）《天津日报》；
　　（二）天津招标投标网（www.tjztb.gov.cn）；
　　（三）中国土地市场网（www.landchina.com）；
　　（四）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政务网（www.tjfdc.gov.cn）；
　　（五）天津土地交易中心网站（www.tjlandmarket.com）。
　　第十八条 土地出让项目招标标底，拍卖和挂牌起叫价、起始价、底价，以及参与竞买资格，由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报区县人民政府批准确定。招标标底和拍卖、挂牌的底价，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结束之前应当保密。
　　确定竞买资格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竞买人。
　　竞买资格有特殊要求的，申请备案时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提供有关法律法规依据，负责在实施土地公开出让时，对竞买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做好解释工作。
　　第十九条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组织实施应当符合《天津市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程序，在市公证处监督下进行，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现场参加。
　　第二十条 以招标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出让招标前，天津土地交易中心应当在市公证处监督下，在市级专家库和所在区县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评标人，组成评标小组。其中，市级专家库抽取4人，所在区县专家库抽取5人。
　　各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将本区县评标专家库成员名单提交天津土地交易中心。
　　第二十一条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结束时，天津土地交易中心、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与竞得人签订《成交确认书》。《成交确认书》一式三份，天津土地交易中心、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竞得人三方各执一份。
　　第二十二条 土地出让成交的2个工作日内，天津土地交易中心应当将《成交确认书》报市局土地利用处备案，同时分别在有形市场和中国土地市场网、天津招标投标网、天津土地交易中心网站上发布成交结果信息。
　　第二十三条 区县经营性用地在天津土地交易中心实施公开出让后，由所在区县国土资源部门与土地受让方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收取土地出让金，并上缴区、县财政。
　　第二十四条 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在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合同文本报送市局土地利用处和天津土地交易中心。
　　天津土地交易中心负责按项目将出让方案等有关资料，以及招拍挂出让文件、成交确认书、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进行整理存档、登记、统计工作。
　　第二十五条 各区县经营性用地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后，凡涉及依法改变土地使用条件的，由天津土地交易中心负责按照原公告发布渠道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有竞买申请的，天津土地交易中心重新组织公开出让。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2年6月9日起施行，至2017年6月8日废止。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印发的《天津市区县经营性用地集中交易管理办法》（津国土房地市〔2006〕605号）同时废止。



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钱贵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无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中国古代制定行政法律规范自夏朝建立开始。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 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 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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