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印发《省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大纲审查要点》的通知
国家林业局办公室
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印发《省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大纲审查要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国家林业局各直属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为规范省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大纲审查工作，根据《国家林业局关于编制省级县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通知》（林规发〔2010〕203号）精神，我局研究制定了《省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大纲审查要点》，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省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大纲审查要点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附件
省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大纲审查要点
本要点适用于省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大纲(以下简称“规划大纲”)的审查工作，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规划大纲审查参照执行。
一、审查组织
规划大纲审查工作由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成立审查小组，对规划大纲进行审查。审查小组由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关领域专家等人员组成。
二、审查原则
规划大纲审查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立足于贯彻落实《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2010-2020年）》，坚持严格保护、积极发展、科学经营、持续利用的方针，对规划大纲的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等提出意见。具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法依规，注重实施。贯彻国务院关于“要把林地与耕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高度重视林地保护”的要求，既要严格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规程规范，又要兼顾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林地保护利用现状及特点，确保规划大纲既符合国家宏观管理战略布局，又便于在本行政区域进行控制和实施。
（二）严格保护，突出重点。按照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科学发展的总体要求，严格保护现有林地资源，积极拓展绿色生态空间。对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脆弱区域林地，以及高效生产木材、木本粮油和生物质能源等林地进行重点保护。
（三）持续利用，提高效益。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转变林业发展和林地利用方式，科学利用林地，充分发挥林地生产力，促进林地利用从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变。
（四）优化结构，合理布局。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林地的多功能需求，优化林地保护利用结构与空间布局，统筹生态、生产、建设使用林地，明确区域林地利用方向和重点，合理配置林地资源。
（五）强化调控，科学管理。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创新林地保护利用管理机制，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分类管理，强化规划实施保障措施，增强林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三、审查依据
（一）《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和地方颁布的与森林资源保护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文件。
（二）《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国函〔2010〕69号文件。
（三）国家和地方颁布的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技术标准。
（四）《省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指导意见》。
（五）《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
（六）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地方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公益林区划界定和全国土地调查等成果。
（七）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全国造林绿化规划，全国、区域林业发展区划。
（八）其他有关资料。
四、审查重点
（一）基础数据
1.审查规划基础数据的客观准确性。规划的基础数据要以符合规定的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成果和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成果等为基础，以最新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成果数据为总控，并结合国土、农业、水利等部门调查成果，按规划的林地分类将林地及森林资源现状数据统一到规划基准年2009年，合理分解落实到县级单位。
2.规划基础数据，要包括反映林地现状与结构的地类、权属、森林类别等数据；反映森林现状及结构的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和起源、林种等数据。
3.规划基础数据要明确林地质量等级及划分标准、林地生产率现状，国家级公益林、地方公益林的数量及结构分布，现有林业重点工程数量及实施范围。
4.其他有关基础数据。
（二）专题研究
1.规划大纲要在充分开展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编制。
2.专题研究要立足地方林地保护利用的实际，围绕林地保护利用重大问题开展并形成专题报告。
3.专题研究要突出针对性、前瞻性和较强的指导作用。
（三）林地现状评价
林地现状分析评价要全面准确，客观体现本行政区域的特点、林地保护利用工作的成效，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并全面分析原因，论证编制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必要性。
（四）指导思想
规划大纲编制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严格保护、可持续经营的方针；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坚持合理布局、优化结构、科学管理的原则；要体现统筹协调发展与保护，节约集约使用林地原则，强化调控，严格林地用途管制制度。
（五）规划目标与任务
规划大纲要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准确把握未来林地利用和管理面临的主要机遇与挑战；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以加强节能减排、提高林业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为出发点，明晰林地保护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思路；要立足解决当地林地保护利用中的重大问题，提出林地保护利用的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和政策导向。规划目标要体现“双增”目标实现情况，并明确规划目标指标的实现途径和可行性。
（六）结构调整优化
围绕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科学发展的要求，按分区、分类、分级、分等统筹安排，合理调整结构。
1.在区域间差异性和区域内一致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全国、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林业发展区划，合理进行林地保护利用区划，确定区域林地保护利用方向，体现区域布局的合理性。
2.统筹公益林地与商品林地结构，优先保护生态区位重要地区的林地，保障重点公益林建设，积极发展重点商品林基地；要积极保护天然林资源，科学调整天然林地与人工林地结构。
3.按照《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要求，制定林地保护等级划分标准，明确不同保护等级规模和保护措施。
（七）指标控制
规划大纲必须落实《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各项规划指标。指标确定要符合当地实际及需要，并分解落实到县级单位。分解依据要充分，时序安排要合理。
1.林地保有量
林地保有量安排必须体现“应保尽保”的原则，原则上保证森林“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省级以上林业重点工程与重点生态建设项目用地必须保障和落实。
林地动态平衡调整方案要切实可行，补充林地数量要能满足本辖区规划期内生态建设需求。符合退耕还林政策的生态重要区域、25度以上的耕地和生态脆弱区域的沙化耕地、能够恢复植被条件的石漠化土地、退化土地等要纳入补充林地范围；废弃工矿、废弃山区村庄及村中空闲地等宜林闲置地要按照宜林则林的原则纳入补充林地；违法毁林开垦的林地必须纳入还林规划。
2.森林保有量
森林保有量要满足森林覆盖率奋斗目标的要求，体现对有林地和生态脆弱地区灌木林地的严格保护。
森林保护与发展要以改善当地生态状况为目标，规划宜林地造林、退化林地修复、森林植被恢复等内容。
3.重点公益林地比率
重点公益林地规划指标要体现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比率要科学合理。国家级公益林地范围和面积不得擅自调整。
4.重点商品林地比率
重点商品林地规划指标要以维护生态安全为前提，优先保障国家木材生产基地和其他林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对林地的需求，合理确定。
5.占用征收林地定额
占用征收林地指标要适度保障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及公共建设使用林地，控制城乡建设使用林地，限制工矿开发占用林地，规范商业性经营使用林地。
6.林地生产率
林地生产率指标要综合考虑林地潜力、森林经营模式、利用方式等因素，科学合理测算。
（八）林地用途管制
规划大纲要本着节约集约使用林地的原则，科学合理预测建设用地对林地的需求，体现“优化配置、有保有压”的原则，重点保障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使用林地，严格控制经营性项目使用林地。临时占用林地和灾毁林地要有恢复计划和措施。
（九）林地保护
1.结合本行政区林地现状、发展潜力以及生态建设和森林覆盖率奋斗目标的需求，规划可行的补充林地后备资源途径，发挥林地对生态安全的支撑作用。
2.围绕森林保护目标，明确保护有林地和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地，遏制林地退化，实行森林占补平衡的政策措施。
3.按差别化管理要求，结合已完成的国家级、省级主体功能区（包括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规划成果，统筹调控本辖区的林地利用方向，落实差别化林地保护管理政策措施。
（十）林地利用
1.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提出林地质量分等标准，明确不同等级林地的利用模式、规模和管理措施。
2.本着“科学经营、持续利用”的方针，加强宏观调控，合理转变林业发展方式和林地利用方式，明确森林质量工程、林产品基地用地规模与布局，提高林地生产率，促进林地利用由粗放向集约高效转变。
（十一）保障措施
规划大纲要围绕保障各项规划目标的实现，从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多个方面，拟定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保障措施，强化规划实施执行力。
落实《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各项保障措施，尤其要落实节约使用林地的价格调节机制、不同用地途径的管理与调控政策等创新性林地管理政策措施，明确将约束性目标指标作为地方各级政府森林资源保护与发展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建立规划实施监测与评估机制和体系，确保规划的执行。
有关配套政策和措施的建议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符合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转变的改革方向，有利于形成保护林地和发展森林资源的长效机制，提高林地保护利用宏观调控能力。
（十二）成果要求
规划大纲要符合《省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指导意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审查办法》等相关要求，结构清晰完整，说明简明扼要，统计表全面，专题研究报告有针对性。
(十三)协调与论证
1.规划大纲须经过专家咨询和部门论证，经本辖区省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领导小组审查同意后上报。
2.规划大纲编制要与当地发展改革、财政、国土、环保、城建、农业、交通、水利等部门协调，对规划目标及林地规模、结构、布局和相关政策等进行沟通确认，并与下级规划进行对接。
五、审查结果处理
审查单位应当将审查意见反馈给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规划大纲通过审查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依据审查意见，编制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规划大纲未通过审查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审查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重新申报。
刑事简易程序价值论
高一飞*
[内容提要] 在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失去了在普通程序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很多权利，那么，简易程序是否是正当的程序，当然会引起很多人的质疑。作者从简易程序的程序正义背景、诉讼效率意义、实体公正结果三个方面论证了简易程序的正当性。
[关键词] 简易程序 程序正义 诉讼效率 实体公正
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普通程序而言的刑事审判程序。简易程序具有三层基本的含义：一是都是针对审判程序而言，不包括侦查、起诉等程序的简化；二是仍然由法官进行中立、公正的审理和裁判；三是审判程序被简化，具体表现为庭审程序的简化或省略。根据简易程序起诉的案件不能移交给严格程序审理，被告人不能选择陪审团人员，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它表现为程序的简化或者省略。在正因为其程序具有简易性，被告人在普通程序中的很多权利同样被简化，所以对其存在的价值进行解释和论证很有必要。
一、简易程序的程序正义价值
程序正义的内容在学术界的很多不同的理解。我国学者陈瑞华博士认为，在程序正义因地区文化传统不同而争论不清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联合国的公约所确定的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来确立。认为程序正义的内容将会不断的发展，但是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程序参与原则。包括：所有诉讼参与人亲自参加、始终到场；这种参与是有意义的；这种参与是充分有效的；参与者能受到人道对待，具有人性尊严。2．中立原则。包括：裁判者与案件无牵连；裁判者不谋求争议利益；裁判者不对参与者存在偏见。3．对等原则。包括：参与各方机会、手段平等；法官应对各方的意见予以平等关注，并充分考虑其观点。4．理性原则。包括：据以判决的事实须经合理证明；裁判之前必须冷静、详细和适当的评议；法官的裁判必须以法庭调查和采纳的所有证据为根据。5．程序自治原则。包括：裁决须在全部审判活动结束之后形成；裁判须在理性的基础上形成；裁判须以参与者全部有效意见、主张和证据为依据。6．程序及时原则。包括：审判不能过于匆忙；审判也不能过于急速。7．程序终结原则。即裁判应当具有稳定性。
程序正义与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两个同等重要的目标，提高效率不能以过于急速、牺牲正义为代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他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他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多么有效率和条理，只要他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从这个角度来看，程序正义至上的原则不可动摇。尽可能选择适当的形式提高效率是非常重要的，而简易程序正好能把效率与正义结合起来。除了使案件得到及时处理这一点符合正义的要求以外，诉讼过程的正义也是简易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重要理由。可以说简易程序的各个方面完全符合程序正义的最低限度国际标准。
简易程序本身包含了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即程序即时原则。所谓程序即时是指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既不能过于快速，又不能过于拖延。过于缓慢的诉讼使程序正义难以得到实现。迟来的正义是不正义的。因为审判的不适当延长会使被告人、被害人的利益得不到适当的关注，他们往往会产生受忽视的感觉；而且拖延会使法官难以向程序参与者各方就裁判结论作出合理性证明，他们在说服控辩各方从心理上接受裁判的合法性的正当性方面产生困难。 因此可以说，简易程序的实施使被害人、被告人等诉讼主体的利益得到了更加即时的关注，使正义真正得以实现。这正是刑事诉讼人权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简易程序符合正当审判程序的最低程序要求。审判是国家“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 作为审判具有以下基本的特征；1．程序启动的被动性主要表现在审判程序的发生必须基于国家公诉机关或者公民个人合法有效的起诉，不告不理，无起诉即无审判。2．审判人员的中立性。在刑事诉讼中表现为法官不能参予到控辩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只进行导中裁判。3．审判过程的民主性。即控辩双方能在公开的法庭中有效的参预审判过程、影响裁判的结果。4．对案件的处理具有终局性。现代诉讼结构的基本格局是等腰三角结构，即双方当事人居于同一水平线上的两端，平等对抗，裁判者在其上居中决断。在刑事诉讼中，其基本的要求是审判中立、控辩平衡。简易程序具备了以上审判的基本要素。首先，从程序的启动来看，简易程序也是在控诉的前提下，因控方的要求而启动的。起诉程序绝对不能简化。从性质上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向它告发一个犯罪案件，它就处罚犯罪的人；请它纠正一个违法行为，它就加以纠正；让它审查一个法案，它就予以解释。简易程序中对有此庭前程序可以简化，但是法官始终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在检察官或者公民个人没有告诉的情况下，它不会主动去追究某一个的的刑事责任。其次，在简易程序中法官始终保持一个中立的地位，它根据检察官的请求使两方在平等的地位上行使辩护权，不偏不倚地听取双方的意见，最后作出公正的裁判。再次，从简易程序的民主性来看，尽管它省略了或者是简化了庭审的程序，但是因为有双方的选择权作保障，所以它是在尊重双方的基本程序权利的基础上，因双方的请求而简化的。因而具有合理性。最后，简易程序的裁决生效后具有与普通程序的裁决同等的效力。可以说简易程序实际上是一种简化了的审判程序，其简化之处主要在于审的过程，但是审判的诸要素仍然是具备的。在简易程序中，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简易程序，都存在一个完备的正三角形结构的审判机制。
简易程序是以自治为前提的。各诉讼法都规定简易程序必须以诉讼各方的同意为前提，没有被告人的同意不能启动简易程序，而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人也可以要求转化为普通程序。所谓程序是指解决案件的过程，程序的本质特点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法国学者卢曼曾经指出：“所谓程序就是为了法律性决定的选择而预备的相互行为系统。法为了从人们脑海中浮现出具体行为的映象中解脱出来，为了更具有抽象的概念性质，需要实现内在于概念性质之中的选择作用，正是这一缘故导致了程序这样一种特有的行为秩序的发展。” 程序的意义表现为它能够保证形式合理性或者形式正义；又能使选择的实体结果更具理性。 现代刑事诉讼要求在“对席的辨论”和“中立的裁决”的基础上进行，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尽量说服法官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而采取的种种行动往往只是被放在当事者与法官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加以考虑。实现法律的正义被认为是法官的任务，法官要求说明介入双方辩论、决定论据等权限得到强化的情况下，对当事人的种种措施、当事人之间的主张、反驳等相互作用必须在法庭上在法官的面前展开。也就是说当事人与法官在垂直方向上进行信息交换，形成控、辩、审三方的正三角诉讼结构。这一种结构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被告的认罪，实际上，从程序的最初阶段，国家就必须对自已的控诉行为提出合理理由，即案件的开始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政府官员不可能用普遍撒网的方法取证以证实某一个公民是否有罪，只有有合理理由怀疑某人曾涉嫌某一犯罪时政府官员才可以行使权力”。同时，“国家不能未经证明就宣告被告人有罪并对他们处以刑罚。不论被指控的人所犯罪行的细节有多么微小，国家都要花费代价（经常是相当大的代价）证明每个罪行和每个细节符合犯罪的条件”。 但是，简易程序与国家的举证责任并不矛盾，因为各国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在简易程序中否定控方的举证责任：在仅有程序简化的情况下，质证的过程并没有简化；在辩诉交易中，程序展开以被告人的认罪和同意为前提。二者都并没有排除控方的举证责任。诉讼同时也是在当事人之间在水平方向上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无论提出请求还是展示证据即使首先是针对法官的。“如果没有这种对席辩论的方式就没有公正的审判，这已经成为司法在今天必须达到的一般准则。” 当事人之间的作用是诉讼程序的中心部份，这既可以由最大限度地发现案件真相这一理由来说明，也可以由对自己权利和处分是自由的这一理由来说明，但更重要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交涉，体现了诉讼的自主，因而它是民主的。
简易程序并没有省略平等对席的辩论，它省略的是其它的程序，但是它是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之上，这种同意既有程序权利的自动放弃又有实体权利的馁协，在此过程中双方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反驳对方的主张，在地位平等、立场对立、权利对等的基础上完成诉讼。辩论规范反映了当事人在什么方向上解决的意愿。作为有拘束力的判决，其重要的问题是将对论予以判断并适用法律进行裁决，因此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者来裁定双方的纠纷。法官作为公正的裁决者在消极听审的前提下做出公正裁决。简易程序中法官的作用仍然体现了消极和中立。首先，在一般的简化式审判中法官听审之后象在普通程序中一样作出结论，而在辩诉交易中双方对事实的认定法官是完全的消极接受。其次，在裁决公正方面一般的简易程序中法官也是象普通程序一样做出结论，而在辩诉交易中法官按照法律的规则（在各国有所不同）接受了双方达成的协议。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简易程序也保证了程序正义的要求。
二、简易程序的诉讼效率价值
刑事诉讼效率是指诉讼耗费与诉讼效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诉讼投入和诉讼和出的关系。投入在经济学上是投入的一定资本，也叫成本。刑事诉讼的成本或投入包括国家专门机关、当事人和其它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所消耗的各种费用。这些费用不仅包括人力，而且包括物力和财力。显然，耗费的时间与诉讼投入是成正比的，就如播种和收获一样，在短期内完成能够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因此，减少刑事诉讼投入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减少诉讼中的投入数量；一是缩短诉讼的时间。刑事诉讼产生不出直接可以用金钱衡量的收益，但是它获得的收益从伦理和精神的角度去评价是具大的。这些收益包括：秩序收益即通过解决纠纷带来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的确立；社会正义的实现与伸张；被害人心理的安抚和平息等等。总之他实现了秩序和自由。刑事诉讼程序的成本节俭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广泛适用简易程序却不容置疑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没有设立简易程序的情况下，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按一种程序来处理的，不但造成了人、财、物的极大浪费，也造成了诉讼拖延，使一些简单的案件不能及时结案。刑事案件的重要复杂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只有对不同案件使用不同的程序才能使审判这一过程在资源配置上更加合理。
简易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效率意义在于：首先，它符合我国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人类消费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是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目前，我国的经济还很不发达，经济上的很多困难，是由于效率低下造成的。表现在法制方面，司法机关对案件久拖而不决的情况时有发生。过去人们往往认为，法律的使命在于对各种财富以及财富的交易行为给予公平的保护，然而，财富及其交易行为的公平保护相对于资源最大限度地优化使用与配置的目标来说，仅有前者是明显不够的。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明确地将优化利用和配置资源作为一种社会目标，它决定着当代法律必须强化这方面的职能，把这一目标当作法律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不可能把全部资源用于刑事诉讼，在资源有限而刑事案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合理地配备司法资源，以求使更多的刑事案件得到适当的解决。其次，只用正义无法评价社会生活中某些法律现象，说明法的效益价值客观存在。传统的法律观念将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目标，而将其他的法律价值作为其下位的价值。而当代法律价值观将效益与正义作为等位的价值来考虑。从理论上看，正义这一价值目标同效益是有联系的，在亚里斯多德、亚当·斯密、斯宾塞及罗尔斯等人的正义论中，都包含着些有关效益的内容。但总体而言，正义无法准确地表达效益的内容。“法律对很多权利的安排，必须为正义和效益双重目标为依据。例如，对火车排放火花的权利与铁路旁庄稼不受火花侵害的权利的安排，如果仅仅依公正来决定权利应授予哪一方，可能会导致资源的浪费或低效使用，而仅仅用效益作依据，则可能导致一方对另一方无补偿或不能足量补偿的侵害。” 这一事例很好地说明了正义与效益是两个不能相互包含或代替的价值。如果有的案件用普通程序解决了，在不使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下，却使大量的其他案件无法解决或者没有机会解决，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法律程序是合理的。再次，法律的公平与正义需要依靠效益来实现。法律是权力机构运行的规则，而权力机构的正常运行是维护正义与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效益不仅为权力提供一套运作的机制；同时确保司法权力运行处于高效的状态，使正义能得以及时的实现。社会公正，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缺乏公正的社会是黑暗的、令人沿有信心的社会，但是一个没有效益的会是一个落后的、没有活力的社会。
人们通过简易程序对于诉讼效率的追求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地方法院处理的刑事案件大约占了整个刑事案件的1／3。而简易法院处理的占80％以上，简易法院的法官每年每人平均处理的案件有4624件（除了交通肇事、违法停车）。美国地方法院法官每年处理案件的日数为216天，加起来约为1210小时，所以每处理一个案件在地方法院只需3．6小时，在简易法院仅需0．3小时,即20分钟处理一个案件。尽管根据案件的性质法院和当事人的经济负担都限定到了最低程度，但仍然保持了“对席的辩论、中立的第三者裁定”这一对正义的生产来说是最基本的程序保障。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简易程序的适用，美国的刑事司法机构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行。
三、简易程序的实体公正价值
如何解释辩诉交易式简易程序中的改变事实和法律进行判决，这是我应当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在当今各国如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辩诉交易程序中，所谓正当的简易程序有些改变了法定的刑罚，有些不仅改变了法定的刑罚而且还改变了指控的罪名。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程序的正当性呢？下面我分而述之。
首先，从简易程序与刑罚适应的关系来看。在辩诉交易中，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会根据双方的协议或者法律规定的比率改变在普通程序中可能适用的法定刑，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刑罚适用上的改变呢？
以法律为准绳，在我国强调的是以实体法为准绳，即使在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中规定的发回重新审理的情况中有两处加上了“可能影响公平审判”的限制，可见如果不影响公正审判即使违背法定程序也并不导致程序性法律后果。而这里的所谓公正审判显然是指实体结果是否正确，可见在我国以法律为准绳更多的是指实体上的意义，而不是程序上的意义。实际上，现代刑事审判已经不是简单的“自动售货”过程，法官也不是“自动售货机”，从认识的过程来看，所谓审判就是根据客观规范的有无作出判断，或对权力的存在进行公正权力上的认定。 审判不能作僵化的理解，首先审判是一种法官创造性的运用法律的活动，法官在审判中是非常重要的主体，是法律的适用者，而不是机械的操作工匠，在审判活动中法官首先要理解法律、解释法律、行使部分的自由裁量权；其次法律作为裁判案件的准绳可以把人们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违法行为和非法律行为三种，但就某一具体纠纷来说，法律很难把其中的任何一种结果单独给予纠纷一方。从法律适用原则来看，审判必须依法进行，但实际情况是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作为准绳的解释往往有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确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法官们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仅仅根据法律条文来看谁是谁非。 刑事案件中实体法的规范弹性和自由裁量的余地非常大是有目共睹的。体现共性的法律条文与充满个性的案件不可能完全稳合，所谓依法判决只能是通过法律而又超过法律。“法律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确定的规则对官员和私人的指导，与各种可变的标准适用不同，这些确定的使用规则不要求他们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作出全新的判决。” 但是“法律是什么”在我国确实是一个值得与流行的观点商榷的问题，从审判的角度来看，狄骥早就说过在立法职能成立以的社中社会中早就出现了审判职能。 法律作为规则的作用当然不能否认，但是站在立法权至上的立场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即使在法典法国家法官造法也不可避免，“将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创立的法令这两个述语用于那些具有一般性或规范性的法规之上，并将那些意义仅在于处理某一具体案件或某一单一事实情形的法规排除在此概念的范围之外，看来是极为合乎需要的。” 立法的法实际上是动态的法。在上个世纪思想家们反复强调“无论是谁，要是他擅自解释法律或模糊法律的含义，他就是把自己置于法律和全国人民之上”，“法官是宣布法律的喉舌，法律才真正的法官。” 但随着社会的进化，这种观念越来越受到批判，依法审判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与三权分立强调人民立法权威联系在一起，当然具有其独立的价值，但是实体法的内容必须通过诉讼程序由法官的积极行为来完成，立法机关所依之法不完全是立法机关所创立的条文，英国法学家彼德·斯坦说：“如今人们普遍承认法官的人格和信仰对法律的实现有重要影响。他们不仅影响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而且包括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如何进行认定。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已经发现的犯罪事实”，“这些成文法是抽象的和一般的，在一件特殊的争执中还必须加以解释，认为可以适用然后才能实行，因此即使法规、宪法或规则在判决争执的司法程序中还必须经过对习俗和前例的审查以排除和吸收。” 简易程序在尽可能保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有时候并没有干涉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没有机械地去适用法律规定的罪名和刑罚，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从简易程序与利益实现的关系来看。在简易程序中辩诉交易的争论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当然也涉及到它是否改变了实体正义的问题，但赞同者认为辩诉交易可以产生比当事人主义的陪审裁判更为公平的结果实现个别化的正义，因为制订法规定的刑罚常常过分严厉，通过辩诉交易可以使刑事司法更能适应具体案件的各种特殊情况，另外罪与非罪的界限并非总是一目了然的，除了明确的有罪和明确的无罪属于黑白分明的以外，还有大片的刑事可罚性不太清楚的黑色地带，当被告人的行为处于该地带时，与其通过审判程序作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倒不如通过辩诉交易获得一项折衷的判决。
经济分析法学派对辩诉交易的合理性解释。波斯纳注意到了辩诉交易可能受到的两方面的批判。这两方面的批判是：其一，辩诉交易否定了被告人的审判程序保护权；其二，认为它将减少课刑。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学者而言，这两种批判都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如果刑事诉讼双方的当事人不能从和解取得比诉讼更多的收益，那么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将其权利诉诸法庭；由此，刑事被告放弃其有权在审判时取得的程序保护权是得到补偿的。在此，波斯纳把放弃的权利作为一种投入，把因放弃一种权利而得到的另一种权利作为一种收益作为一种解释，从而使被告人自身行为中权利和效益统一起来，通俗地说就是指被告人权衡利弊之后它所得到的权利大于其失去的权利。它是假定在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并且会明智地选择利益较大的前提之下的，即“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 因此总的来说并没有侵害被告人的权利。
另外一方面，从控诉方及被害人的利益实现来看。假定起诉预算是固定的，那么如果允许辩诉交易平均刑期就有可能比不允许辩诉交易重，因为检察官可能用辩诉交易节约下来的钱准备一个辩诉交易失败时更有利的案件。这是否意味着辩诉交易对被告整体是不利的呢？波斯纳认为不会，因为这时被告人也会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因为它也是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
也许辩诉交易给人的直觉是不受欢迎的，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增加法官的数量来减少辩诉交易呢？实际上诉讼交易的发生率取决于谈判和诉讼的相对成本，诉讼结果的不确定程度，而这些因素与法官数量无关，因而法官的增加不会影响辩诉交易的比例，何况法官数量的增加要受到各种限制。如果禁止辩诉交易并且不增加法官数量其结果只能是刑事审判侯审时间大幅度增加，被保释的人们的预期处罚成本就会下降，而审判前被监禁的人们的预期处罚成本就会增加（除非他们能成功地证明延迟审判侵害了他们的宪法权利）。由于诉讼的成本要比辩诉交易高，而这些成本的主要部份是由政府和援助性律师承担，而不是刑事被告人承担。尽管平均刑罚并不会由于其是否通过辩诉交易而受影响，但由于通过审判比通过辩诉交易更容易造成无罪开释或极严厉的刑罚，所以其科刑的变化幅度扩大，这就会对预期处罚成本产生附加的风险。 所以，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被害人的角度来考虑，采用辩诉交易的方法来解决案件，在实体利益上都是一种划算的作法。
（全文9900字。联系电话：13608375667/023-65385918）
ON THE VALUE OF THE SUMMARY PROCEDURE
Yifei-gao(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400031)
[Abstract]Three aspects are tackled: legitimization, significance in the as well as the substantive justice. In the first place, the essence of the legitimization in the author’s opinion lies In justifiable judgement and balance 0f the accusation and relevant existent mechanism.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summary procedure, the author believes, has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efficiency legitimization and it is suitable for the legitimatize rules that different cases are variable in applying different legitimatize procedure, and, it can also save a lot of cost of action.
[Key words]summary procedure justifiable judgement substantive justice efficiency of the legitim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