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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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6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人选，任命梁振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于2012年7月1日就职。
总 理 温家宝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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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调解机制的法律实现
——2008年3月29日在福建省法学会诉讼法专业委委员会
“调解衔接机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黄奕新
今天的会议既然是学术研讨会，我想，也以“调解机制的法律实现”为题，就将来民诉法的全面修改，提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化”。一是“民事和解契约化”，即正式确认和解的合同效力。二是“诉讼和解法定化”，即在民诉法中增加“诉讼和解”规定，或者将现行民诉法总则中的“调解”一章改造为“诉讼和解”。三是“诉讼调解程序化”，即将民诉法中“调解原则”改造为“调解程序”。四是“人民调解衔接化”，即将人民调解纳入民事诉讼法的调解程序。五是“执行和解效力化”，即赋予执行中和解强制执行力。与今天的主题最为密切相关的，是“诉讼调解程序化”和“人民调解衔接化”。
一、民事和解契约化
无论是人民调解，还是诉讼调解，其实体法上的基础，应当是当事人之间的和解。但是，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未明确规定“和解之债”或者“和解合同”，致使实践中争议双方签订的具有和解性质的协议，在法律效力上往往得不到承认。这点，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出台后，有所改变，但尚未在普遍意义上解决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故建议应当首先在民法或合同法中规定和解之债或和解合同。
二、诉讼和解法定化
诉讼外的和解虽然有合同效力，但没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如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还得另行就协议本身起诉，要求对方履行和解协议上约定的给付义务，然后依判决申请执行。对纠纷的解决不够彻底。而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和解，由于其是在法官见证下达成的，其真实性有保证，故应当直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通过比较发现，我国现行民诉法中的调解制度，也是在总则中规定，在解释上，也是不论哪个阶段均可进行，这点类似于诉讼和解。但从其内容上看，二者根本不同。建议将其改造为“诉讼和解”。
三、诉讼调解程序化
调解，文义上，是调停而促使达成和解。和解是结果，调解应当是过程。或者说，和解是从实体意义上讲，调解应当是从程序上讲的。现行民诉法是将调解制度作为一项原则，规定在总则中，而不是一道硬性的具体程序。这种立法的先天缺陷性，导致调解在实践中，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落实。主办法官责任心强的，就会多做调解；责任心不强的，就怕麻烦，一判了事。或者，想“拖着不办”的时候，就借口“调解调解”；想“速战速决”的时候，就报告领导说双方要求差距太大，难以调解。
要实现诉讼调解程序化，从法律层面上，建议在诉讼程序编中，专章规定调解程序，作为诉前程序(当然，诉讼中，如经两方合意，仍可随时移付调解)，把调解从不具可操作性的一般“原则”改造为硬性的具体“程序”。在法律未能修改前，我觉得，我们各地法院完全可以先行制定一些内部规范性文件，将调解工作予以程序化。只要不违背现行法律的强行性规定，不法外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程序越完善，对诉讼当事人各方都越有利，不存在地方法院越权司法解释的问题(这点不同于实体法)。
四、人民调解衔接化
将人民调解纳入民诉法中，作为调解程序的重要内容，使调解更具民间性，减少对抗性。调解原则上应由法院委托或者选任人民调解员主持进行，待相当程度或其它必要情形时，才报请法官到场。法官主要起指导、监督作用，仅在为保证调解正常进行时依法作出特定的裁定、决定等职权行为；以及，应当事人要求，到场就有关法律问题进行释明，或就双方争议的前提问题先行作出是非的判断以供双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协商等。
由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有助于反向地维护法律原则和司法尊严。法官为解决纠纷而无原则地调处，参与当事人间的讨价还价，表面上解决了纠纷，实质上是以牺牲法律原则和损害司法尊严为代价。民间调处则无此限制，即使一定程度上的不合法也无伤大体。“大妈们”可以“不讲原则”地送法上门，而且为了打下感情基础，可以陪一方当事人“淌泪抹眼”，以泪水化解冤仇。
由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有助于反向地推进法官职业化，提升法官的尊荣感。让人民调解员帮助法官消化大量“小案件”，可以让法官集中精力办好真正有法律问题的疑难案件，从而推动法官走精英化、职业化道路。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少了，国家可以不必大量增加法官编制，在此基础上，才有财力，优化法官的待遇，提升法官的尊荣感。
五、执行和解效力化
执行程序是依确定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本已确定，按理不该再让债权人作出让步。但考虑我国执行难和申诉难的实际情况，还是应当承认当事人在“执行中的和解”。现行法律规定执行和解的同时，未赋予和解协议的效力，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未受任何不利后果，实际上是“一纸空文”，致使成为债务人拖延执行和法院据以中止执行的“工具”。建议修改民诉法，明确赋予执行和解的强制执行力。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认识社会冲突 思考矛盾化解
———读顾培东教授《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一书有感
作者：陈仓风
我们当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这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过程。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权利意识在觉醒，而新的规则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各种利益关系此消彼涨，各种价值观念交互碰撞，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人民法院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然处于各种矛盾交织的风口浪尖之上。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是人民法院在社会转型时期所担负的一项重要职能。它对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顾培东教授在其《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一书中，让我们对当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有了更深刻、更理性的认识。
从社会学和法学比较的角度对社会冲突进行考察分析，是本书研究的逻辑始点。作者从多位中外社会学家对社会冲突的理论中，归纳提炼出冲突的法学本质即主体的行为与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识的不协调或对之的反叛。并且对其产生的两种根源包括个性根源和社会根源进行探究，分析它的出现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
当私力救济作为一种普遍性社会现象从人类文明史中消失后，诉讼便成为遏止和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手段。正如当今人们评价某一社会法治水平或社会秩序的状况，基本依据并不在于该社会中社会冲突发生的频度和烈度，而在于诉讼对于现实社会冲突的排解能力和效果。并不是所有社会上的冲突都会受到诉讼的控制。人民法院也不可能对社会其他矛盾产生的纠纷一概参与调整。只有当某一社会冲突明显地违反某一法律规范，该冲突才产生了受到法律评价的必要，进而由有关机关以法律手段加以排解。作者在书中第二点向我们阐述了诉讼参与各种社会冲突化解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且对其与社会冲突的静态关系进行深刻分析，引领我们深层次的探寻社会冲突化解所蕴含的积极意义。
人不能裁判有关自己的争论。诉讼制度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其公正性。作者在书中的第三章中，从历史发展角度，分别从公正特别是司法公正的价值、模式及其在解决社会冲突的最终实现几个方面，从法哲学层次进行了积极阐述。这些都使我们对公正在司法介入社会冲突伊始至终全过程的体现，有了更深的认识，对自己在以后审视具体案件时的个人心理的调整、语言描述、行为的规范等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法律同社会经济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其无法回避经济功利原则的支配，现在法学界对法律各种现象的经济分析，已经向我们揭示出一种法律规则的潜在影响可能与推动制定该规则的立法机关或法院的目标（至少在表面上）不大相同。理智地运用它，就能使学生揭开修辞学的帷幕，抓住躲在法律问题背后的真正的价值问题。作者在本书第四章，从经济分析角度，为我们揭示出隐藏在诉讼化解社会冲突中的诸多因素及其后果，为我们认识各种社会冲突主体对其诉讼行为的选择，及司法者在实施诉讼和审判行为过程中对自己各方面行为的把握提供了理性化的启示。这使人想到我国近年来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对诉讼费缴纳和诉讼程序的改革，必然从中可以找到根源。
当然，以正义精神的本质要求作为司法程序中解决冲突的根据，这是司法公正的理想状态，但现实中这种理想性可行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作者在本书第四章中从经济因素对化解冲突的影响，在本书的第五章中，他又详细地分析了社会的认同、个人政治信仰、物质待遇对职业司法裁决者（这里指法官）的行为影响。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曾说过，法官的一顿早餐将影响到他对案件的判决。这种显然失之极端的说法意在揭示一种事实：法官行为与其在审判程序中的心理活动有一定的联系。作者从对法官心理特征影响的因素和五种基本特征类型展开详细阐述，使人豁然明白法官自己在处理社会矛盾的行为实际上是包括其个人心理、情感、经验、性格、心理等在内的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本书中，作者还从法哲学层次对诉讼的强制及其对于社会冲突的解决意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最后针对法官个人人格的种种缺陷，自然地引出诉讼中的社会监督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完善，并对其功能加以阐述，这些都使我受益匪浅。
如果说本书有哪些不足，我认为正如作者在修订说明中所言，“在内容上，以诉讼制度的一般性内容为研究和叙说对象，解释和描述诉讼制度的共同性机理及应然状态，而不具体涉及某一国的司法实践，尤其不评价中国的诉讼制度及其运作状态”。作者运用纯理论的法学边缘学科解析和诠释了诉讼制度的基本要素和要素间相互关系，而缺少实践结合，使得本书让人阅读有些枯燥、实践指导性降低。
是不是一本值得阅读的的好书，这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与自己产生某些思想的共鸣。虽然自己并非完全了解顾培东教授著书目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从此书中汲取的宝贵而丰富的知识，在此愿推荐于大家阅读。
——2008年3月29日在福建省法学会诉讼法专业委委员会
“调解衔接机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黄奕新
今天的会议既然是学术研讨会，我想，也以“调解机制的法律实现”为题，就将来民诉法的全面修改，提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化”。一是“民事和解契约化”，即正式确认和解的合同效力。二是“诉讼和解法定化”，即在民诉法中增加“诉讼和解”规定，或者将现行民诉法总则中的“调解”一章改造为“诉讼和解”。三是“诉讼调解程序化”，即将民诉法中“调解原则”改造为“调解程序”。四是“人民调解衔接化”，即将人民调解纳入民事诉讼法的调解程序。五是“执行和解效力化”，即赋予执行中和解强制执行力。与今天的主题最为密切相关的，是“诉讼调解程序化”和“人民调解衔接化”。
一、民事和解契约化
无论是人民调解，还是诉讼调解，其实体法上的基础，应当是当事人之间的和解。但是，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未明确规定“和解之债”或者“和解合同”，致使实践中争议双方签订的具有和解性质的协议，在法律效力上往往得不到承认。这点，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出台后，有所改变，但尚未在普遍意义上解决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故建议应当首先在民法或合同法中规定和解之债或和解合同。
二、诉讼和解法定化
诉讼外的和解虽然有合同效力，但没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如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还得另行就协议本身起诉，要求对方履行和解协议上约定的给付义务，然后依判决申请执行。对纠纷的解决不够彻底。而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和解，由于其是在法官见证下达成的，其真实性有保证，故应当直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通过比较发现，我国现行民诉法中的调解制度，也是在总则中规定，在解释上，也是不论哪个阶段均可进行，这点类似于诉讼和解。但从其内容上看，二者根本不同。建议将其改造为“诉讼和解”。
三、诉讼调解程序化
调解，文义上，是调停而促使达成和解。和解是结果，调解应当是过程。或者说，和解是从实体意义上讲，调解应当是从程序上讲的。现行民诉法是将调解制度作为一项原则，规定在总则中，而不是一道硬性的具体程序。这种立法的先天缺陷性，导致调解在实践中，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落实。主办法官责任心强的，就会多做调解；责任心不强的，就怕麻烦，一判了事。或者，想“拖着不办”的时候，就借口“调解调解”；想“速战速决”的时候，就报告领导说双方要求差距太大，难以调解。
要实现诉讼调解程序化，从法律层面上，建议在诉讼程序编中，专章规定调解程序，作为诉前程序(当然，诉讼中，如经两方合意，仍可随时移付调解)，把调解从不具可操作性的一般“原则”改造为硬性的具体“程序”。在法律未能修改前，我觉得，我们各地法院完全可以先行制定一些内部规范性文件，将调解工作予以程序化。只要不违背现行法律的强行性规定，不法外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程序越完善，对诉讼当事人各方都越有利，不存在地方法院越权司法解释的问题(这点不同于实体法)。
四、人民调解衔接化
将人民调解纳入民诉法中，作为调解程序的重要内容，使调解更具民间性，减少对抗性。调解原则上应由法院委托或者选任人民调解员主持进行，待相当程度或其它必要情形时，才报请法官到场。法官主要起指导、监督作用，仅在为保证调解正常进行时依法作出特定的裁定、决定等职权行为；以及，应当事人要求，到场就有关法律问题进行释明，或就双方争议的前提问题先行作出是非的判断以供双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协商等。
由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有助于反向地维护法律原则和司法尊严。法官为解决纠纷而无原则地调处，参与当事人间的讨价还价，表面上解决了纠纷，实质上是以牺牲法律原则和损害司法尊严为代价。民间调处则无此限制，即使一定程度上的不合法也无伤大体。“大妈们”可以“不讲原则”地送法上门，而且为了打下感情基础，可以陪一方当事人“淌泪抹眼”，以泪水化解冤仇。
由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有助于反向地推进法官职业化，提升法官的尊荣感。让人民调解员帮助法官消化大量“小案件”，可以让法官集中精力办好真正有法律问题的疑难案件，从而推动法官走精英化、职业化道路。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少了，国家可以不必大量增加法官编制，在此基础上，才有财力，优化法官的待遇，提升法官的尊荣感。
五、执行和解效力化
执行程序是依确定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本已确定，按理不该再让债权人作出让步。但考虑我国执行难和申诉难的实际情况，还是应当承认当事人在“执行中的和解”。现行法律规定执行和解的同时，未赋予和解协议的效力，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未受任何不利后果，实际上是“一纸空文”，致使成为债务人拖延执行和法院据以中止执行的“工具”。建议修改民诉法，明确赋予执行和解的强制执行力。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认识社会冲突 思考矛盾化解
———读顾培东教授《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一书有感
作者：陈仓风
我们当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这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过程。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权利意识在觉醒，而新的规则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各种利益关系此消彼涨，各种价值观念交互碰撞，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人民法院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然处于各种矛盾交织的风口浪尖之上。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是人民法院在社会转型时期所担负的一项重要职能。它对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顾培东教授在其《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一书中，让我们对当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有了更深刻、更理性的认识。
从社会学和法学比较的角度对社会冲突进行考察分析，是本书研究的逻辑始点。作者从多位中外社会学家对社会冲突的理论中，归纳提炼出冲突的法学本质即主体的行为与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识的不协调或对之的反叛。并且对其产生的两种根源包括个性根源和社会根源进行探究，分析它的出现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
当私力救济作为一种普遍性社会现象从人类文明史中消失后，诉讼便成为遏止和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手段。正如当今人们评价某一社会法治水平或社会秩序的状况，基本依据并不在于该社会中社会冲突发生的频度和烈度，而在于诉讼对于现实社会冲突的排解能力和效果。并不是所有社会上的冲突都会受到诉讼的控制。人民法院也不可能对社会其他矛盾产生的纠纷一概参与调整。只有当某一社会冲突明显地违反某一法律规范，该冲突才产生了受到法律评价的必要，进而由有关机关以法律手段加以排解。作者在书中第二点向我们阐述了诉讼参与各种社会冲突化解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且对其与社会冲突的静态关系进行深刻分析，引领我们深层次的探寻社会冲突化解所蕴含的积极意义。
人不能裁判有关自己的争论。诉讼制度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其公正性。作者在书中的第三章中，从历史发展角度，分别从公正特别是司法公正的价值、模式及其在解决社会冲突的最终实现几个方面，从法哲学层次进行了积极阐述。这些都使我们对公正在司法介入社会冲突伊始至终全过程的体现，有了更深的认识，对自己在以后审视具体案件时的个人心理的调整、语言描述、行为的规范等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法律同社会经济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其无法回避经济功利原则的支配，现在法学界对法律各种现象的经济分析，已经向我们揭示出一种法律规则的潜在影响可能与推动制定该规则的立法机关或法院的目标（至少在表面上）不大相同。理智地运用它，就能使学生揭开修辞学的帷幕，抓住躲在法律问题背后的真正的价值问题。作者在本书第四章，从经济分析角度，为我们揭示出隐藏在诉讼化解社会冲突中的诸多因素及其后果，为我们认识各种社会冲突主体对其诉讼行为的选择，及司法者在实施诉讼和审判行为过程中对自己各方面行为的把握提供了理性化的启示。这使人想到我国近年来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对诉讼费缴纳和诉讼程序的改革，必然从中可以找到根源。
当然，以正义精神的本质要求作为司法程序中解决冲突的根据，这是司法公正的理想状态，但现实中这种理想性可行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作者在本书第四章中从经济因素对化解冲突的影响，在本书的第五章中，他又详细地分析了社会的认同、个人政治信仰、物质待遇对职业司法裁决者（这里指法官）的行为影响。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曾说过，法官的一顿早餐将影响到他对案件的判决。这种显然失之极端的说法意在揭示一种事实：法官行为与其在审判程序中的心理活动有一定的联系。作者从对法官心理特征影响的因素和五种基本特征类型展开详细阐述，使人豁然明白法官自己在处理社会矛盾的行为实际上是包括其个人心理、情感、经验、性格、心理等在内的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本书中，作者还从法哲学层次对诉讼的强制及其对于社会冲突的解决意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最后针对法官个人人格的种种缺陷，自然地引出诉讼中的社会监督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完善，并对其功能加以阐述，这些都使我受益匪浅。
如果说本书有哪些不足，我认为正如作者在修订说明中所言，“在内容上，以诉讼制度的一般性内容为研究和叙说对象，解释和描述诉讼制度的共同性机理及应然状态，而不具体涉及某一国的司法实践，尤其不评价中国的诉讼制度及其运作状态”。作者运用纯理论的法学边缘学科解析和诠释了诉讼制度的基本要素和要素间相互关系，而缺少实践结合，使得本书让人阅读有些枯燥、实践指导性降低。
是不是一本值得阅读的的好书，这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与自己产生某些思想的共鸣。虽然自己并非完全了解顾培东教授著书目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从此书中汲取的宝贵而丰富的知识，在此愿推荐于大家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