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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关于印发《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招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财金〔2010〕169号


各中央管理金融企业，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为加强国有金融资产管理，规范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公平竞争，保护金融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现将《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招标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请将本文转发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执行。
　　附件：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招标管理办法　
　　　　　　　　　　　　　　　　　　　　　　　　　　　 　　财政部
　　　　　　　　　　　　　　　　　　　　　　　　 　　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附件：



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招标管理办法（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有金融资产管理，规范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公平竞争，保护金融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办法，其他金融企业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金融企业，指获得金融业务（包括证券、保险业务）许可证的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以及金融控股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金融监管部门所属的从事相关金融业务的企业等。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是指金融企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聘用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报告（包括中国会计准则财务报告和国际会计准则财务报告，下同）发表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的行为。
　　第五条　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服务费用达到或超过100万元的，应采用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的采购方式；服务费用不足100万元的，可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或竞争性谈判等采购方式。
　　第六条　金融企业合并资产总额在5000亿元及以内或者控股企业户数在50户及以内的，其全部企业原则上聘用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审计；金融企业合并资产总额在5000亿元以上，并且控股企业户数在50户以上的，其全部企业最多可聘用不超过5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对于聘用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应确定其中一家为主审会计师事务所。主审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审计业务量一般不低于50%，并且金融企业母公司报表及合并报表必须由主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参与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各自审计的内容承担审计责任，主审会计师事务所对金融企业母公司报表及合并报表承担审计责任。
　　第七条　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或者排斥会计师事务所参加投标，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
　　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投标承接和执行审计业务的，应当遵守审计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严格按照业务约定书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

第二章　会计师事务所资质要求

　　第八条　金融企业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要具备以下基本资质：
　　（一）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3年及以上，由有限责任制转为特殊的普通合伙制或普通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延续转制前的经营年限；
　　（二）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组织机构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较为完善并且执行有效；
　　（三）具有良好的执业质量记录，按时保质完成审计工作任务，在审计工作中没有出现重大审计质量问题和不良记录，具备承担相应审计风险的能力；
　　（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记录和社会声誉，认真执行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五）能够保守被审计金融企业的商业秘密，维护国家金融信息安全；
　　（六）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承担金融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人数、经营年限、业务规模等资质条件必须与金融企业规模相适应。具体要符合以下条件：　
　　（一）金融企业合并资产规模在5000亿元以上的，受聘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人数不少于200人，近3年内有连续从事金融企业审计相关经验；
　　（二）金融企业合并资产规模达10000亿元以上的，受聘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不少于400人，近3年内有连续从事金融企业审计相关经验。受聘会计师事务所在承接该项审计业务后，单项业务收入占事务所当年总收入的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40%。
　　第十条　会计师事务所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从事金融企业审计业务：
　　（一）近3年内因违法违规行为被财政部、省级财政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暂停执行部分或全部业务、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和撤销会计师事务所等行政处罚；
　　（二）近3年内因审计质量等问题被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或通报批评两次（含）以上；
　　（三）财政部、省级财政部门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明确其不适合承担金融企业审计工作。
　　第十一条　金融企业在境外上市，应当优先选择有利于保障国家经济信息安全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相关服务。金融企业在境外上市，根据相关要求聘用境外会计师事务所的，受聘会计师事务所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记录和社会声誉，并在中国境内设立有相关成员机构。该境内相关成员机构符合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和第十条的规定。
　　第十二条　金融企业在选聘会计师事务所过程中，应按本办法规定要求投标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充分运用财政部门和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开的行业信息，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资格审查。

第三章　招标、投标、开标、评标规范

　　第十三条　金融企业通过招标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招标方式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一）公开招标，指通过在公开媒体发布招标公告，邀请会计师事务所投标的选聘方式。
　　（二）邀请招标，指通过投标邀请书，邀请3家及以上会计师事务所投标的选聘方式。
　　第十四条　金融企业负责组织内部相关业务部门编制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招标项目介绍；
　　（二）对投标会计师事务所资质审查的标准；
　　（三）投标报价要求；
　　（四）评标标准；
　　（五）拟签订业务约定书的主要条款。
　　招标单位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详细披露便于投标会计师事务所确定工作量、制定工作方案、提出合理报价、编制投标文件的招标项目信息，包括金融企业的组织架构、所处行业、业务类型、地域分布、财务信息(如资产规模及结构、负债水平、年业务收入水平、其它相关财务指标)等。
　　第十五条　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招标公告的要求或投标邀请书中的规定进行投标。会计师事务所应按照规定的程序及相关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将投标文件报送招标人。未按招标公告及相关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迟报的投标文件均为无效投标。
　　第十六条　会计师事务所在投标书中对以下方面作出明确的承诺和陈述：
　　（一）会计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和执业证书复印件；
　　（二）同意承担招标书规定的工作内容；
　　（三）审计工作方案及保证措施；
　　（四）会计师事务所近3年年检情况及奖惩情况；
　　（五）项目小组人员构成、项目负责人及主要成员简介及其相关资格证书的复印件；
　　（六）收取费用预算及支付方式（费用预算中人工费用、差旅费用、其他费用等应分别列示）；
　　（七）未经金融企业有关监管部门和被审计金融企业书面同意，不将审计工作底稿及审计过程中获得的有关被审计单位的相关信息在审计团队以外流传，根据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守则要求向有关监管部门提供信息或披露信息的除外；
　　（八）其他需要报送的材料和情况。
　　第十七条　在会计师事务所按规定投标后，金融企业应密封保存，并于评标时在监票人员的监督下统一开标。
　　第十八条　金融企业应当组建评标专家库。专家库成员应由招标金融企业的代表和熟悉金融业务或财务会计业务的外部专家组成。
　　金融企业应从专家库成员中抽取5人以上单数组成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其中熟悉金融业务或财务会计业务的外部专家一般不应少于成员总数的1/3。
　　评标委员会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第十九条　金融企业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的过程和结果。
　　第二十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制定评标标准，并在评标之前予以公布。评标标准至少应当包括：
　　（一）投标事务所的资质条件；
　　（二）投标事务所的工作方案、人员配备、相关工作经验、职业道德记录和质量控制水平、商务响应程度；
　　（三）投标事务所的报价；
　　（四）其他评标委员会认为应评定的标准。
　　评标委员会可参照附表（评标标准及权重设计参考表）设计适用于招标金融企业的评标标准及权重表。
　　第二十一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进行评标，认真对投标会计师事务所的投标文件和陈述进行审核，依据评标标准对投标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评分，按照得分高低次序排出名次，并根据名次向金融企业推荐中标候选事务所，同时提供书面评标报告。

第四章　金融企业决策程序规范

　　第二十二条　金融企业应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会计师事务所中确定一名中标会计师事务所。
　　在同等条件下，对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会计师事务所应优先考虑：
　　（一）高级管理团队关系和谐、年富力强的；
　　（二）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施质量控制和内部管理的；
　　（三）由有限责任制转为特殊的普通合伙制的；
　　（四）由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推荐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的；
　　（五）具有较强的执业责任承担能力的。
　　第二十三条　股份制金融企业，由金融企业经营管理层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初步确定中标会计师事务所后，应按企业章程规定，履行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决定聘用中标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
　　第二十四条　股份制金融企业，如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未审议通过聘用中标会计师事务所，金融企业经营管理层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应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会计师事务所中另行确定一名中标会计师事务所，重新提请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审议。如中标候选会计师事务所均未获通过，金融企业应重新启动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程序。
　　第二十五条　金融企业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决定聘用中标会计师事务所后，应向中标会计师事务所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会计师事务所。

第五章　会计师事务所中标有效期

　　第二十六条　会计师事务所一经中标，有效期限最长为3年。在中标有效期内，金融企业续聘同一会计师事务所的，可以不再招标，按公司治理程序续聘。
　　第二十七条　会计师事务所在中标有效期内，存在以下情况的，金融企业有权终止与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约定：
　　（一）会计师事务所未按业务约定将审计报告等服务成果提交金融企业的；
　　（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不符合审计工作要求，存在明显审计质量问题的；
　　（三）会计师事务所将服务分包或转包给其他机构的；
　　（四）会计师事务所与金融企业有关人员串通，虚假投标的；
　　（五）会计师事务所资质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业务约定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金融企业解聘、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辞聘，会计师事务所中标有效期满，或金融企业连续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达到规定年限的，金融企业应根据本办法规定，重新履行会计师事务所招标程序。
　　第二十九条　金融企业连续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包括该事务所的相关成员单位）原则上不超过5年。连续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起始年限从该会计师事务所实际承担金融企业财务报告审计业务的当年开始计算。
　　截至2010年12月31日，如果金融企业连续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年限已经达到或超过5年的，最长可延缓3年更换，但连续聘用年限最长不得超过10年。
　　第三十条　签字注册会计师连续承担同一金融企业审计业务不超过5年。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三十一条　经履行本办法规定程序，金融企业决定聘用中标会计师事务所后15个工作日内，应将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备案内容包括招标、投标、评标、中标情况，以及履行内部审议程序的情况等。
　　第三十二条　除金融企业连续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达到规定年限的情况外，在中标有效期满前，金融企业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辞聘的，金融企业应将有关情况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备案内容包括金融企业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辞聘的主要原因，金融企业对该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和职业道德等情况的基本评价，会计师事务所的陈述意见，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三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对同级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实施监督和管理，对相关违规行为及时予以制止和纠正，并依法进行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金融企业聘用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其他审计、审阅、鉴证、咨询等业务，以及聘用其他中介机构（包括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金融企业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本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实施细则，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附表：

评标标准及其权重设计参考表

评审内容
　　权重

工作方案
　　15%

人员配备
　　20%

报价
　　25%

相关工作经验
　　15%

职业道德记录和质量控制水平
　　10%

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10%

商务响应程度
　　5%


注：
　　1.对于报价的评审，应当以报价与平均报价差异的绝对值作为评审标准，差异绝对值越小，所得分值越高。
　　2.评标委员会可根据招标金融企业的特点及业务需求对评标表中及其权重予以适当调整，调整幅度在参考权重标准的20%以内。


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艰难平衡
----评刑诉法修正案中侦查程序部分中的争议问题

高一飞/聂子龙


原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2期第48—56页，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要】现行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于今迎来了第二次大面积修改。针对此次修改，尤其是对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有人忧虑其是刑诉法条款倒退的表现。通过对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和沉默权与如实供述这四个方面进行理性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指出此次修正案在侦查程序的修改中，兼顾了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方面，整体上是有进步的。对于其不细致、不周全、有矛盾而可能导致实施者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地方，需要进行合理的完善。
【关键词】刑诉法修改；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技术侦查；沉默权和如实供述
The Hard Balance between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Professor Gao Yifei, Nie Zilong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China,400000.
【Abstract】The existing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s to be modified the second time thoroughly since its enactment in 1979. About this modification, especially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some people worried that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re going to roll-back. By making rationalized analysis and therefore providing suggestions in four areas, including the custody or arrest in secret, period of summons and internments extending, the introduce of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lence and truthfully statement, this paper find that the amendment in the investigative progress by considering the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s a step forward overall. However, there are some question so incomplete, incorrect and contradictive which may shall cause the abuse of the executors be modified.
【Key Words】the modific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custody or arrest in secret ；summons and internments；technical investigation；silence and truthfully statement.

自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诉法进行一次修改以来，现行刑诉法乃于1979年制定后迎来了第二次大面积修改。此次修正案条文共有99条之多，拟将刑诉法由225条增加到285条。修改的内容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此次刑诉法修正草案公布于中国人大网（www.npa.gov.cn）, 并规定今年9月30 日前为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期间，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作的草案说明和草案修正前后对照表也一并予以公布。
刑事诉讼制度作为基本的法律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效果。与此同时，“现代刑事诉讼还是一种利益多元的制度。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护权利；既要实体公正、又要程序正当；既要维护公正，又要实现效率。因此，它必然是一种权力约束的，即国家权力相互制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能够实现相对平衡的制度”。 而最能体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两者的关系如何得到平衡的地方就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程序。
对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关注中，有人忧虑其出现了倒退。 在此，笔者下文拟从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修改中让人关注最多的四个热点问题，即：秘密拘留和逮捕、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沉默权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秘密拘留和逮捕
在强制措施的规定中，现行刑事诉讼法共界定了五类，即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此五类强制措施规定在第一编第六章，共27个条文。此次修正案对于强制措施依然坚持采用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五类措施，拟规定在第一编第六章，共36个条文。
在有关强制措施的规定中，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便是拘留和逮捕是否可以秘密进行？在执行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措施时采取通知亲属或辩护人的措施，是为了防止秘密羁押带来的对人身自由的不适当限制，杜绝“黑暗的权力行使的危险性”。 因此，在拘留、逮捕与监视居住的同时进行对家属的告知，也是对被拘留、逮捕或监视居住人在羁押时合法权利的保护。
修正案第八十四条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修正案第九十二条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为理由而不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已是在侦查过程中通过限制部分公民的权利进而扩大打击某些严重犯罪的权力，这是通过在执行中采用秘密的方式进行而对权力方面的倾斜。在拘留和逮捕的情况下，通知拘留和逮捕人的家属仍应该是原则，而不通知的行为是例外情况。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亦存在为了打击犯罪所需而合理限制部分公民权利的情况。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96条第4款规定“如果为了审前调查的利益必须对拘捕犯罪嫌疑人的事实保密，则经检察长同意可以不进行通知，但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形除外。”虽然在俄罗斯对犯罪嫌疑人的拘捕并不必然导致长时期的羁押，但也体现出其在特殊情况下对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的态度。
从国际规则来看，直接规范秘密剥夺自由规则的文件是《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06年6月29日第1/1号决议通过，现在已经有94个国家签署，中国虽然还没有批准加入。），该公约第二十条也对刑事调查情况下必要的推迟通知家属作了肯定，规定通知相关信息“只有在对某人采取法律保护措施，且剥夺自由受到司法控制的条件下，或者转交资料会对该人的隐私或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妨碍刑事调查，或出于其他相当原因，方可作为例外。”所以，有人以《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为依据指责修正案规定的秘密拘留、逮捕违背国际人权公约 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对某些案件采取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对于被执行拘留和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其某些权利将受到影响，但是，此类案件对整个社会的危害程度也是难以估量的，立法者在此唯有通过赋予侦查机关更多的权力打击犯罪才不至于让更多的无辜者遭受到可能的危险。
在这次修正案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中，有两个具体问题令人关注，一是针对哪些犯罪的嫌疑人适用，二是推迟的时间到底是多长。
首先，从犯罪的嫌疑人的适用范围来看。修正案条款将推迟通知家属的犯罪范围确定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之后的“等严重犯罪”规定属于概括性授权，对待必要的概括性授权，需要合理控制其范围，否则有可能被执法人员无限进行扩大解释。笔者建议可以规定为可能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为“严重犯罪”，以此便能更规范地限制秘密拘留和逮捕的适用范围，防止其恣意性。当然具体的标准还可以商榷，但必须经过立法部门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论证一个具体的时间，因为秘密拘留、逮捕是通过国家权力让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失踪，它不仅关乎被拘留、逮捕者的利益，也关系到其亲属的知情权和国家对犯罪嫌疑人亲属的基本人道，是非常严重的侦查措施，使用应当非常严谨、慎重。
其次，通知家属的时间最迟应当是什么时间，因为推迟通知不能是无限期的。对此，笔者建议对家属限制告知的期限以72小时为底线，这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讲的“三天三夜”， 是中国常理常情中失去联络或者离家后最能引起家人和亲友担心的时间。从情理上来看，经过这么长时间，家属却不知道，会出现担心出事了、失踪了的情况，超过72小时的时间不通知家属会违背基本的人伦道德。三天三夜之后通知家属可能影响案件侦破，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刑讯逼供也有对案件侦破有益，之所以禁止，是因为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以破案需要作为通知家属的时间标准，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的时间也要尊重基本道德和人伦亲情。另外，一个人超出72小时仍然下落不明，必然导致家属和亲友对这一失踪情况的传播，甚至于采取向公安机关报案、广告寻人等措施，这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
另外，拘留（逮捕）未成年人时，应当及时通知其家属，这是基本的法治伦理，但修正案新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修正案第五篇第一章）并没有对此作出特别规定。所以，修正案第八十四、九十二条对于未成年人应当作例外规定。
因此，我们建议对修正案第八十四、九十二条拘留、逮捕条款的延迟通知部分的内容修改为：
除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逮捕）人的家属。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通知被拘留（逮捕）人的家属可以延长到72小时，但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形除外。
二、关于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
现行刑诉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修正案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此处对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也引来对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可能受到更多侵害的担忧。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护为出发点的话，即使是在“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案件中，二十四小时的传唤和拘传的时间也比现行刑诉法规定的时间延长了一倍，将导致被传唤和拘传的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的疲劳度加倍延长，甚至此种延长的方式有被视为变相刑讯逼供的可能。并且，由于对“案情重大、复杂”的划分同样存在不明确的指示，也势必对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带来更严重的权力滥用的可能。
而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传唤、拘传之后，一旦侦查人员认为被传唤、拘传人员嫌疑重大，通常会考虑进一步收集证据以便呈报刑拘，而侦查机关所掌握的刑拘标准较为严格，这就造成到案阶段的查证负担较重。” 事实上，在传唤、拘传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在相对复杂的案件中更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讯问。除了讯问，侦查人员往往还需要对其它证据进行收集查证，这更加剧了传唤、拘传对时间要求的可能性。因此，在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合理延长传唤、拘传的时间实为必要之举。以法律的形式对传唤、拘传的时间进行延长，一方面可以避免侦查人员避免因怕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而采用非法行为的强制到案措施；另一方面，在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合理延长时间也是传唤、拘传时讯问和收集查证证据的客观需要。
某些案情复杂的情况下传唤、拘传的期限应该得到延长，那么延长至多久才比较合理呢？对此我们可以将国外相关制度作为参考。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一）对被指控人要以书面传唤到场就讯。（二）传唤时可以作若经传不到则将拘传的警告。”其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一）构成签发逮捕令的理由时，对被指控人可以立即拘传。（二）拘传令应当准确写明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拘传原因。”而至于拘传令对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至多可以约束多久，《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为：“拘传时，应当将被指控人立即解送法官予以讯问。不允许依据拘传令将被指控人扣留超过拘传后的第二日结束。”此处表明，在德国依据拘传令对被指控人的人身自由限制最多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即拘传的期限应以四十八小时为限。《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亦规定：“已经拘传的被告人，应当自带到法院之时起24小时以内释放。但在该时间内已经签发羁押证时，不在此限。”可见，即使与所谓法治发达国家相比，现行刑诉法规定的在所有情况下拘传和传唤时间都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也仍显偏短。较短的拘传和传唤时间，使得侦查机关刻意规避采用拘传和传唤的方式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也不利于侦查机关收集合理的证据材料以明确后续侦查工作的需要。因此，修正案中的规定符合侦查的实际需要、符合打击犯罪的规律。
修正案中存在的问题是，对何谓“案情重大、复杂”的情形，修正案没有进行细致说明，容易导致执法机关将例外作为常态。何为“案情重大、复杂”，笔者建议可以根据第六十九条（修正案为第90条）中对于已经拘留的人报请批捕时“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的规定，将“案情重大、复杂”具体化为“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的情况，理由是，两者都是针对于情况紧急下对于嫌疑人采取的一种到案措施，性质相同，其延长的原因也应当相同，完全可以在延长的条件上采用相同标准。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建议将修正案第一百一十六条修改为：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但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可以将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延长到二十四小时。
三、关于技术侦查措施
修正案拟在第二编第二章侦查中新增第八节技术侦查的规定，此节有关技术侦查的规定共5条，而此5条同样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根据修正案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因为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极易对公民享有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等私权利产生威胁甚至侵害，可以说这部分的每一处修改都可能引起学者和民众的特别注意。此次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也是立法上第一次以刑事诉讼法的模式对其加以规定。面对技术侦查可能带来的对公民合法权利的损害，对此次刑诉法修改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的疑问便被提出。所谓“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刑诉法条款修改倒退” 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刑事诉讼法基本规则的误解，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技术侦查都不可以避免，关键是要法治化，即一要有法律规定，二要规定的适当、合理。“从侦查手段的运用角度上说，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并不必然导致侵犯人权，任何侦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讲，技术侦查手段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侵犯公民权利。” “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并不是倒退，最可怕的是没有合法化，却在使用秘密侦查，即最大的危险在于没有法律上的规则可循，却可以为所欲为。
正如陈卫东教授所说：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通例，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进程中的特别引人注目的共同趋势之一。这一趋势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三：首先是各种隐形犯罪类型的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侦查机关唯有启用秘密侦查手段才能加以有效回应；其次常规侦查手段的控制日益严格，秘密侦查手段作为替代性措施得以大幅度扩张；最后秘密侦查的广泛使用代表着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自身的要求，工业社会、陌生人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的形成导致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失灵，社会控制的方式只能因应社会的变迁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由强制转为秘密监控与欺骗引诱。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因应社会发展客观情势的必然趋势，其合法化进程值得肯定。 可以说，作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必然产物，技术侦查因其具有特殊的侦查效果，能够解决侦查权力运作的现实困境而必然需要得到刑事诉讼法合理授权。
在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中，对于以监听、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行为为内容的“技术侦查”行为，刑诉法没有明确的法条规定，但实践中却被所有侦查机关使用。在实践中，有关技术侦查的法条规定主要来源于《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对于技术侦查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没有规定。二是对于有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并没有赋予技术侦查的权力。实践中检察机关有必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中曾规定为：“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即检察机关有必要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实际上由检察机关请求公安机关来完成。
此次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很好地回应了上述现有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即一是将已经有的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通过刑事诉讼法规定而走向法治化，二是将这一权力同样赋予检察机关，三是此次修正案还将这一权力的适用进行合理扩大：不仅作用于案件调查，也适用于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可以说，此次技术侦查引入刑诉法，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
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是必要的，对于审批手续上“严格的批准手续”的模糊不清、适用对象上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的不确定，存在很多争论。
首先，来看审批程序问题，规定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得上是“严格的批准手续”呢？陈光中教授指出，“技术侦查由哪一级批准没有规定，我认为这个要卡得更严，是不是由省一级侦查部门的领导批准？” 在我们参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的讨论中，甚至于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提出过应当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同级检察机关批准”、“同级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即相对于侦查机关上提一级）”等多种方案。但是，在讨论中，一位公安机关的领导同志提到他们刚刚开始侦查的一起案件：在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正在出逃需要立即采取定位跟踪措施防止其逃出本市。在这样一起案件中，如果按照前述多种方案，技术侦查的作用都无法发挥。这一案件是针对追捕的。同理，对于取得证据而言，如果针对一起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案件，其批准程序不能迅速及时，也无法取得犯罪证据。因为批准需要及时、保密，技术侦查事实上只有侦查单位的负责人批准才符合侦查规律、才符合设立这一措施的初衷。对其批准的合理性控制，可以通过事后监督与追责、程序性法律后果等办法来解决。
其次，适用对象上的不确定性是否为立法上所必要呢？我们认为也是必要的，因为技术侦查在各国适用的原则上包括“只适用于重大案件”的原则，但是对于重大案件，很难将其罪名具体化，在我国，除了少数罪名以外，绝大多数罪名都有可能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都可能是“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或者“重大犯罪案件”，采用现在的概括式规定，符合“大案原则”，也符合我国刑法上对罪名规定的特点，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只能明确到这个程度。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同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条款的绝大部分内容，但建议将“严格的批准手续”具体化为：“经过侦查机关负责人的批准”。
四、关于沉默权与如实供述
修正案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首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