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案解析“共同共有”法律关系的认定/张生贵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1 15:56:14 浏览: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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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概要】关键词：拆迁被安置人、两户合用、共同共居
大刘与小敏系夫妻关系，阿文系大刘与小敏之子；英子系大刘之母亲。1988年以前，刘、敏一家人与英子曾分户居住某市某区北河沿大街两间平房。1988年刘、敏与英子居住的平房危改拆迁，根据拆迁安置方案，原计划分户分人口安置，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分户也未按人均居住面积安置，拆迁方将刘、敏一家与英子“合用安置在某市某区美后街65号一套房屋内，“使用面积仅为55.5平米，远远达不到人均居住面积”，英子代表刘、敏一家同公房管理部门续签承租合同。十四年来，刘、敏与英子一直居住生活在某市某区美后街65号三居室楼房，刘、敏缴纳各种费用及租金。全家人共同居住在成套房内不足十五平米的一间内拥挤不便，1994年刘、敏大刘的父亲去世后，阿文居住其中一小间，2011年阿文用此房准备结婚，大伟知道后未经任何人同意换锁抢占房屋，将物品放入，大伟认为系英子个人承租，让谁住谁就住，由此引发争执。刘、敏依据《物权法》请求依法确认诉争公房系英子与刘、敏一家的共同居住房，英子以共居人代表身份与公房管理部门订立承租合同。大伟有稳定的收入有固定的居所和家庭。英子没有为成年子女提供住房的义务，已成年及有固定收入的大伟也无权要求英子为其提供居所，英子未征得共居人的同意，将阿文用于结婚的房屋承诺大伟居住的行为无效，大伟应停止侵害，排除妨害。
【法理辩析】关键词：确定小前提时有违终审判决确认的法律事实：
1、初审不得改变终审确认的事实：
原审判决引述“1991年大伟及其两个女儿按知青政策搬入居住”，此项认定事实无任何依据。实际情况是：大伟从未在诉争房内居住过，并非按知青政策返京后搬入居住，大伟的两个女儿因他们夫妻不尽抚养义务，拆迁安置后的第四年才寄养到奶奶英子及叔叔大刘家，大伟的两个女儿仅仅是寄养，并非被拆迁安置人，也不是有赡抚养义务关系的家庭成员，无资格享有共居权；1991年大伟是按工作调动进京的，原审认定大伟“搬入居住”及“知青政策”调入两节明显违背客观事实。中级人民法院（2011）中民终字第1396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确认“拆迁单位因房屋尚未配套，对英子、大刘两户采取合用安置，为英子一家安置到上述房屋”，此处对“两户合用安置”即共同共居事实，业经已生效司法判决确认。
原审错误解读了终审认定的事实，原裁决第一项内容甩开刘、敏关于确认“共同共有关系”的诉求，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中民终字第139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大伟的女儿于1999年9月搬入该居室居住，大伟亦将自己的物品放入该居室内”，终审判决明确否定了（2011）民初字第036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大伟居住”事实。但原审未能依据证据规定，把终审确认的事实曲解引述为“我院认定，大伟及其女儿居住使用105号内的一间居室”，“终审判决书确认了我院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并认定”，有违“严格司法”的基本原则。
出租人与承租人内部成员之间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原审用未经质证的“有关人员的答复”作铺垫，表述“涉案双方均不持异议”，当事人之间争议焦点是“英子个人承租还是以户代表身份承租”，“英子未经共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是否有权单独允许非被拆迁安置人挤占共居房”，“有关人员”的说法视为“出租人”对承租户不作日常监管的意见，案件争议的法律关系发生在“承租户家庭成员内部与拟抢占共居房的外人之间”，与“出租人”没有实质关系。系争焦点是“承租户内部租户代表人是否有权不经共居人的同意随意让他人挤住”的问题，法庭没弄清楚法律关系及争点匆忙落判，有致命性错误。
“判”非所“诉”，未解争议：
原告递交法院的“民事起诉状”及“增加变更请求申请书”明确诉讼请求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三原告系被告承租坐落于某市某区美后街65号三间公有住房的共同共居人，依法共同享有居住使用权”，意味着居住权是无争事实，仅要求确认三原告与英子系共同共居人，英子代表三原告与公房管理单位订立承租合同，英子系承租户代表身份，并非个人单独承租，原审“判非所诉”，改变原告的诉讼要求，曲解为“享有居住权”，刘、敏在此房实际居住十四年，一直承担着各种费用，居住权本无争议，无须裁判。原审制发没有实际意义、也不解决当事人争议的裁决，两次庭审仅仅走个过场，刘、敏主张的确认共同共有关系之诉未得到回应，增加当事人诉累。
【精准把握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
刘、敏与英子对承租公房享有共同共居权，家庭共同共有法律关系被视作“一个钱袋”，未经共有人协议分割，任何共有人均不得单独擅自处分，法院也不能在未经共有人协商的情况下用“血缘常理”观点支持单方处分，以血缘常理为要旨的裁案思路让法律失效。
英子有权但不得单独处分，依据《合同法》五十一条规定，权利人的处分遇到共有关系时受共有人的权利制约限制，这是法律为保护共有人合法权益所做的明确规定，英子打算让大伟挤进来，侵害了刘、敏的合法权益，刘、敏不同意英子的作法，法庭应当依法权衡，从有利于梁?辰峄榈慕嵌瘸龇⒔?屑壑岛饬俊４笪霸谕饩幼∩?钊??嗄辏?芯幼》课荩?市泶笪白〗?矗?趾Π⑽牡木幼∪ǎ?圃旄?蟮拿?芫婪住?br>
1、《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零五条；《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88条、第89条；《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了共有人之一“无权处分”。一审法院破天荒用“血缘关系”、“符合常理”为裁判要旨，违背“严格依法裁判”原则。
刘、敏明确提出“父母对有稳定收入、固定居所和家庭的成年子女，没有提供居住条件的义务”，“成年子女也没有权利要求父母提供住房”，原审违背法律原则，与东城法院此前多起关于“成年子女不得要求承租公房的父母为其提供居住条件”的司法判例相冲突。
2003年9月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中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毅财产权属纠纷案的答复：经研究认为，根据《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以及我国公有住房租赁、拆迁、出售的相关政策，承租、购买公有住房是国家分配给职工的一种社会福利，此种福利的享受人不仅包括承租人，还包括与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引自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规范》第148页 2、请示答复；B、关于“承租人无权单独处置公有房屋使用权”司法实践：公有房屋的承租人很多时候是家庭的代表，虽然由个人签订承租合同，但往往该公房中有权使用的有很多人。例如拆迁安置的公房，除了承租人外，拆迁中需要安置的人口都有权使用该套公房，承租人要处置该套公房的使用权，在一些情况下就要看其他使用人的意见。如果该套房屋的共同居住人在拆迁中享有一定的既得利益，那么承租人处分时就受到限制。没有征求使用人的同意，承租人就无权处分使用权，如果处分了，就会发生法律上的无权处分。法条依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89条 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C、根据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第38条款规定，公房承租人处分其承租权的自由受共同居住人意思表示的限制，在未经共同居住人同意的情况下，从维护居住人生存利益角度出发，原则上应确认该行为无效。具体情况可分别处理，受让人未实际入住公房，未搬离公房的共同居住人有证据证明转让人未经其同意而转让该公房使用权，则该转让行为无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房承租权确定及使用权转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民一【2004】44号 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与指导案例（房地产卷）第255--256页。
2、原审判决适用《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关于担保物权的规范为依据裁判物权保护纠纷，暴露主审法官的盲目与恣意。
3、依据《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规定，审判人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九条规定 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查明案件事实，准确把握法律精神，正确适用法律，避免主观臆断、滥用职权，确保案件裁判结果公平公正。《法官行为规范》第五十条规定，准确概括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案件事实、法律关系较复杂的，应当在准确归纳争议焦点的基础上分段、分节叙述。准确分析说明各方当事人提交证据采信与否的理由以及被采信的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
【思路偏颇则法理差之】
2月13日和3月1日两次庭审，主审采取三步审思路，刘、敏从中感觉到问题，原审在首次开庭前未审先问“部分共有人怎能诉权利人”？庭前提这样的问题，表明法官已经从主观上限制否决原告关于物权保护诉讼主张的臆断。次开庭前法官向被告直接提问“你愿意让大伟居住吗？”而没有询问被告对原告的起诉请求有什么答辩意见。由此引出的审理思路是“承租人”有权让谁住，谁就可以居住，先入为主，法官主观臆断导致庭审走过场。庭审质证中，法官依职权说有电话记录。用“有关人员”的答复推断承租人有权安置其他人居住。而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争议核心问题是“大伟并非拆迁部门确定的被安置人”。根据《北京市公有房屋管理办法》规定，直管公房管理单位只有在原承租人外迁或去世时，针对承租人更名进行审查核准。公有住房承租人并非单独权利人，是共居家庭成员的承租代表人，这一点有政府关于公有住房承租配套的明确规定。刘、敏一家人起诉的是“物权保护纠纷”，大伟曾起诉的是“占有物返还纠纷”，原有判决确定的内容是返还原物，原判决对“物权保护纠纷不具既判力”，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第711页），在“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保护请求权”之间，应当根据物权优先的原则处理。占有保护请求权的基础是占有事实，不涉及占有物的权利归属问题。当“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保护请求权”发生冲突时，最终应以物权大于或优于占有的法律原则做出裁决。
济南市技术市场管理办法(废止)
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
济南市技术市场管理办法
济南市人大常委会
（1994年12月21日山东省济南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5年4月8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1995年4月8日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技术市场管理，保障技术贸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技术贸易活动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公民，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技术市场的业务范围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形式的技术贸易活动。
第四条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是本市技术市场的主管部门。县（市、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技术市场的管理工作。
工商、税务、财政、物价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技术市场主管部门，做好技术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对技术市场的管理，实行放开、搞活、扶植、引导的方针。
第六条 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具备下列条件，可以申请从事技术贸易活动：
（一）有独立的名称和组织机构；
（二）有明确的技术贸易范围；
（三）有与技术贸易范围相适应的场所、资金；
（四）有固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公民个人从事技术贸易活动，除具备前款第（二）、（三）项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
第七条 申请从事技术贸易活动，应当向当地技术市场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法定代表人、其他经济组织负责人或公民个人的身份证明；
（三）可行性报告（包括经营范围、市场预测和收费标准等）；
（四）资金、场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证明文件；
（五）其他有关证件、材料。
第八条 技术市场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批准的颁发《技术贸易许可证》；不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九条 经批准从事技术贸易的，应当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并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到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
第十条 技术贸易机构的撤销或变更，应当向原批准机关提出申请，办理注销登记或者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 从事技术贸易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平等、互利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十二条 从事技术贸易活动，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
（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四）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当事人达成技术贸易协议，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的规定，订立书面技术合同。
第十四条 技术合同实行认定登记制度。市、县（市、区）技术市场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技术合同的认定登记工作。
第十五条 科技开发、推广等计划项目，提倡公开招标、投标，公平竞争。
第十六条 设立常设技术交易场所，须经当地技术市场主管部门审核，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报上一级技术市场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技术贸易广告发布前，其内容须经技术市场主管部门审查，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布；未经审查的，不得发布。
第十八条 从事技术贸易活动，当事人可以委托持有技术贸易执照的中介机构或经纪人代理。
第十九条 从事技术贸易活动，应当使用由税务部门监制的技术贸易专用发票。
第二十条 发生技术合同争议的，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约定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一条 技术市场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技术市场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被检查人员不得拒绝或者妨碍依法检查。
第二十二条 技术合同受让方支付的价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管理费用。
第二十三条 技术合同出让方给予本单位科研及有关人员的酬金，按下列规定提取：
（一）直接为农村经济服务的技术合同，按技术性收入的40％至50％提取酬金；
（二）其他的技术合同，按技术性收入的30％至40％提取酬金。
第二十四条 科研单位转让技术，可凭当地技术市场主管部门出具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向当地税务部门申请免征营业税。
从事技术贸易活动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减免所得税优惠。
第二十五条 对在技术贸易活动和技术市场管理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者技术市场主管部门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技术市场主管部门给予处罚：
（一）未取得《技术贸易许可证》，擅自从事技术贸易活动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
（二）未经批准，擅自变更技术贸易业务范围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吊销《技术贸易许可证》。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处罚：
（一）采用欺诈手段进行技术贸易活动，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
（二）发布内容未经审查的技术广告或者擅自变更其审查内容的，责令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停止发布，没收广告费用，可以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从事技术贸易活动，违反财政、税收、物价等法律、法规行为的，分别由财政、税务、物价等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对当事人进行处罚时，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制作处罚决定书。
执行罚没处罚时，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收据。罚没收入一律交同级财政。
第三十一条 技术市场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责令其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部门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批准之日起施行。
1995年4月8日
刑事诉讼发展的方向不容挑战！
——评《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僭越律师权利之250条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中第250条关于法庭秩序的规定引起舆论大哗，该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严重违反法庭秩序，被强行带出法庭或者被处以罚款、拘留的，人民法院可以禁止其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内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身份出席法庭参与诉讼。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可以建议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停止执业、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等处罚”。这是公然挑衅律师权利、动摇刑诉基石、破坏司法独立的重大事件，最高法院的图谋注定不可能得逞，最高法院绝不可能改变“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就是扩充辩护制度的历史”这一刑诉发展的基本规律。
《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250条既无法权依据，也无法理依据，论理不能成立。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若无直接法源，通常应该按照有利于弱势的一方进行解释，这应成为司法解释的一条原则。很遗憾，我们没看到最高法院对具有强势地位的检察官权力有任何限制性或惩戒性的解释，却看到了对处于弱势的律师下了重手，这是很不恰当的。
《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破坏了审判公开的原则，最高法院的立法理由是有律师发微博等所谓“激烈行为”，使法院感受到了压力，因此必须教训律师。其实，在现代社会包括司法领域在内，都要强调公开透明，以不公开为例外，这也是贝卡利亚以来的训诫。而审判公开一直是我国的弱项，这个工作只能加强，而不是靠重新束缚律师手脚，回到封闭时代。而封闭时代往往意味着黑箱时代，也是恐怖时代来临的前兆，我们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破坏了审判中立的原则，我们没有在解释中看到对于检察官权力的设限，况且检察官还是“官”，而律师是民。如果同样限制的话，也应该将检察官和律师等一视同仁，而不应单独将律师设为“另类”，专条“伺候”。
《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是对当事人对等原则的破坏，可以想见，律师被法院解除武装扫地出门之后，失去了律师的辩护或代理，法庭的天平将即刻发生倾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被害人将处于何种境地，这将给他们带来多大的不便，甚至将可能毁掉他们的一生，我们的法庭还有何公正可言？我们的检察官会更害怕和拒绝与律师为伍，反对控方由律师代诉的制度推行。
关于《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引起的律师与最高法院的斗争，性质非常严重，辨明是非意义重大。
这是围绕以“小宪法”《刑诉法》为代表的中国法治是向人权型还是向国家型转变的一次较量。著名刑法学者马克昌先生的临终学术遗言是，国家刑法转向市民刑法是中国刑法的根本问题。同理，刑诉法是继续固守国家的立场，还是逐步转向人权的立场，也是刑诉法的根本问题。最高法院的举动是在强化国家权力还是在服膺市民社会的发展共识？大家有目共睹，拭目以待。
这是最高法院是计划型还是市场型的一次大暴露，显然最高法院仍然沿着惯性思维，试图把自己高高在上，拒绝认同模范市场国家法律职业共同体应该以律师为主的观念，僭越律师权利，打压律师生存空间。没有和市场机制配套的法律体系绝不可能建立起稳固健康的市场国家，最高法院究竟想干什么？在开历史倒车？！
这是最高法院明确拒绝司法改革，试图恢复弹劾式、纠问式审判的一次预演，连律师都可以随时拿下，何谈抗辩式审判的建立？何谈当事人主义的建立？这是最高法院对审判文明的根本性颠覆！至少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粗暴践踏。
《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是人道干预型还是霸道干预型？显然最高法院丝毫没有考虑到当下司法实践中律师的困境，不能正确对待律师亲身或发动的有限的、合法的民间抗议活动（这些活动不过是确保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无奈之举或有益尝试），不是以同等方式、同等力度回敬律师，而是滥用司法解释权，侵越司法部和律师协会之权，进而非法采用国家强力手段对付律师，竟然要把律师驱逐出法庭达一年之久。一年之后律师若还不知进退，法院还可继续适用此条，直至彻底驯服律师为止，把“法院”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这分明是私设法院。
要司法民主，不要司法专横。毋庸讳言，律师是市民社会的产物，是市民维权最可信赖和最可依靠的力量，是数千年国家权力转化为公民权利的化身，肩负保障人权和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重任。法院以公正为业，失去公正将毫无例外变成专制或专横，法律不过是公认的是非标准，不能高高凌驾于普通公民的认知标准之上，这是司法民主存在的社会和理论基础。最高法院动辄对律师严词厉色，甚至“罚下场”一年半载，律师不禁要问一只羊如何比另一只羊更公正呢？仅仅因为它有“权”吗？
历史是血的教训写成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律师，没有律师制度。在有了律师制度后，律师制度的存废直接关乎国家兴盛衰亡。在纳粹时代，《特别法院组织法》几乎彻底毁弃律师，德国律师成为彻底无权的人。在极左时代，中国律师制度被连根拔起。于是人治开始了，大难接踵而至。
“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就是扩充辩护制度的历史”，也就是律师发展壮大的历史，也就是公民的力量相对于国家公权而终于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历史，人权始有保障，国家始敢称法治。
我们等得到《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250条体面退出历史舞台，感谢最高法院对《刑诉法》适用的参与。
杜兆勇
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号人济山庄2号楼105室
100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