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一妻制度的由来/农环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6 04:22:46 浏览: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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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一妻制度的由来
农环羽
大约在公元八百万年前我们地球上就已经有人类的生存。在这期间我们的祖先靠着不怕辛苦坚定不移的创造出一项项光辉灿烂的文化，为我们人类的后代留下不朽的篇章。也就是在公元3300年我国历史上出现了“母系氏族”的社会生产力也就是说在一时期女性是家庭生产的主导地位男性是副属地位。男性要嫁到女性的家庭当中成女方的家庭成员。子女随母姓在当时家庭当中女性说了算。直到公元4000年由于农业发展趋向较为闻定男性也开始加入农业生产劳动力当中这个时侯女性与男性的差别就体现出来了。女性在这劳动方面是不如男性的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男性建立起“父系氏族”从此我国历史上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并男性要求成为主导地位，女性转变为副属地位。也就在这个时期从“父系氏族”并建立起“一夫一妻制度”也就从这个时侯形成的但还不成文的。也就说在“母系氏族”时期还没有这样形成如在“母系氏族”就有的话那就不是“一夫一妻制度”而是“一妻一夫制度”了。现在在我们的〈婚姻法〉当中还可以看得到 。《婚姻法》第二十二条 规定了“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第九条 规定了“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在这都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很多人就不明白认为古代一直都是“三妻四妾”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实他是有一个过程的。一句话说的好啊。人之初，性本善。起初谁都往好的方面去想嘛是吧发展发展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当时不象现在在当时是没有法律来规范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只有道德规范。那么道德是靠人们自觉的去遵从不象现在有法律了是吧你不遵守法律可以处罚你。在当时是没有的，当然也是之后不断的在发展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富的用钱用不完，贫的吃了顿没下。当然也就不用想什么三妻四妾了。所以，这个三妻四妾也只有少部分人可以有的条件。不是人人都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到后来就出现两种情况贫民仍是一夫一妻，富民就三妻四妾这两种制度同时存在于我们的历史社会当中，一直到我国解放初期。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也不例外。穷苦的人你就是想也没这条件，富裕的人他就有机会去想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国的第一部〈婚姻法〉是在1950发布。第一条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度”从此我们国家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一直不再变动过。同时该法第二条规定了“禁止纳妾”从而历史上的三妻四妾将从此受法律的禁止。同时1979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明确规定了“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构成重婚罪”确立了违反一夫一妻制度就要受到民事和刑事处罚。所以其实历史和我们现代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
浅析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别
郭辉
在英美法系中，对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处理，在处罚上也不作任何特别的考虑。在大陆法系中，对于未遂犯大多规定得减或必减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中止犯，各国刑法的规定几乎是一致的，即不是免除其刑，就是减轻其刑。如日本刑法第 43 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减轻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罚”。意大利刑法典第 56 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分别规定：“未遂犯处罚之程度如下，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时，未遂犯应处 12 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情形，以依本刑减轻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处罚之”，“如果犯罪人自愿中止行为，只有当以完成的行为本身构成其他犯罪时，才处以该行为规定的刑罚”，“如果自愿阻止结果的发生，仅处以犯罪未遂规定的刑罚并减轻三分之一至一半。”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也同许多国家的刑法一样，对未遂犯和中止犯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对未遂犯，是“可以”从宽；对中止犯，是“应当”从宽。并且，从宽的内容也差异极大，中止犯至少可以得到减轻的待遇，而未遂犯却是原则上至多得到减轻的待遇。显然，各国对犯罪中止的处罚均轻于对犯罪未遂的处罚。然而，是什么因素促使各国立法者不约而同地给予中止犯如此宽宥的处罚呢？
从客观归罪到主观归罪，再到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人类在刑法思想史上经历了相似的路程。从刑罚目的论研究的角度我们不难找到答案。人的活动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但这并不等同于意志的绝对自由，人的认识和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制约的，人只有在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时才获得意志的相对自由。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根据本人的意志选择的，这种选择使自己处于与社会公众相对立的地位，其意志产生的行为必然要受到刑法的否定评价与制约。所以，犯罪人应该对本人意志产生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立法中对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不同规定是出于刑罚目的论研究和对刑事政策的考虑，判别中止犯与未遂犯的关键在于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时的意志在立法上是否有值得表彰之处，这也是判断中止犯与未遂犯最根本的标准。运用这种标准，不仅可以解决许多在犯罪论注释层面争议不休的问题，而且简便易行，便于司法实践操作。例如：在一起故意杀人犯罪案件中受害人为了脱身向犯罪人许诺日后满足其要求的条件，犯罪人信以为真便停止犯罪，该种情形应该如何定性呢？从注释层面看：一方面，犯罪人放弃其犯罪意图时，不存在外界致使其行为无法完成的障碍，他完全可以将犯罪进行下去，这种因己意而停止犯罪的情形只是基于犯罪人一种“犯罪已不必完成”的想法而已。另一方面，犯罪人得到受害人的假意许诺后停止犯罪的情形，与犯罪人误以为有障碍（但实际上这种客观的障碍并不存在，乃是其认识上的障碍）妨碍其犯罪行为实施而致犯罪未遂的情形一样，只不过后者以为犯罪已不能完成。但其共同点是犯罪人因为对事实认识错误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而放弃了犯罪行为，违背了犯罪人真实意图的，在这种情形下的行为人并没有真正放弃犯罪意图，也无悔罪的表现，不存在法律上可倡导之处，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形应该定性为犯罪未遂。又如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遇到受害人是熟人而放弃犯罪的情形，我个人认为应该将这种情形定性为犯罪未遂。因为以熟人为侵害对象会使犯罪人感到将会面临身败名裂以至锒铛入狱的危险，这种情况下放弃犯罪的行为并非出于犯罪人真诚悔悟和对法律价值的重新承认，而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停止的犯罪行为是有悖于立法中所设立的中止制度本意的。
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相比较，前者是出于己意而停止，后者则是因障碍而停止，犯罪人所表现的主观恶性不同，人身危险性的差异也不尽相同，刑法为了更好地完成尊重人权与社会防卫的功能，必然对其规定不同的待遇。立法之所以规定“中止犯应当免除处罚或减轻处罚”、“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是基于刑罚目的的研究，以此鼓励行为人悬崖勒马，放弃正在实施的犯罪行为或积极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完成立法本意中的规范、保护和教育的功能。
当前离婚案件的特点及建议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李佳林
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开放的生活和婚姻观念，使得离婚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人民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呈连年上升之势。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当事人因婚姻家庭纠纷问题发生纠纷不能得到公正和妥善的处理，其后果不仅仅是婚姻的破裂，家庭的解体，而且会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一种忧患。而随着经济的活跃，人们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中遇到的新型婚姻家庭问题不断增加，所以如何处理好离婚案件，平息家庭纠纷，为婚姻稳定和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和谐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是人民法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任务。笔者对当前离婚案件中的特点进行分析，并提出几点建议。
一、当前离婚案件中的特点
一是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举证较难，法官难以掌握案情。由于离婚诉讼主要是人身关系，尤其是事关感情，隐秘性较大，只有当事人本人最清楚。即使有知情人，大多与双方都有一定关系，往往或碍于情面不愿作证或有利害关系证明力较弱，这使得法官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认定难以把握；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也因民间借贷合同的不规范而导致举证困难。特别是向自己亲友借债，往往由于无任何形式，债权人的证言因利害关系难以认定；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情形而导致离婚的，由于女性自身的生理差异，更容易遭受婚姻家庭内部侵害，但举证确困难重重。像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过错行为，因其具有很大隐蔽性，当事人采取偷拍、偷录方式取证的，合法性得不到认可又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使得大部分当事人无法完成举证责任，损害赔偿的请求难以得到支持。
二是夫妇共同财产分割分歧较大，法官难以公正处理。多数离婚诉讼当事人对离婚无异议，却为了财产分割争论不休，互不让步。当事人为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转移、隐匿共同财产、虚报债务，加之这些证据难以调查，有些根本无法查明，难辨真伪，使得法官对夫妻共同财产难以认定，给公正审理带来困难。
三是女方当事人诉讼能力偏低，给法官审理案件带来困难。特别是在农村，较之男性，女性的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大多数女性习惯于将纠纷提交法院，认为有法院作主就行了。法律知识的缺乏使得她们不懂如何运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所举证据证明力不高，难以实现其诉讼目的。有些女性当事人庭审时质证、辩论能力差，不知如何反驳对方，发言往往偏离焦点，过分纠缠细枝末节，表达不清。
四是子女抚养新问题日益突出，审理结果无法可依。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子女抚养问题不再单纯是抚养费、探视权问题，还扩展到子女生病、读大学等大额支出如何承担。因婚外恋产生的非婚生子女欺诈性抚养赔偿、婚生子女否认、非婚生子女准正也日渐成为新名词，目前学术界已有研究，但在实践中没有相关法律规定。
二、审理好当前离婚案件的五点建议
一是加强对离婚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引导。第一、针对离婚案件当事人诉讼能力差异大，经济地位不平衡，收集证据难，社会影响大的特殊性，诉讼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诉讼引导显得尤为重要。法院要强化庭前指导，做好释明工作，提高当事人举证能力，了解举证责任分配，知晓举证不利的后果，并在庭审中适当指导当事人围绕焦点举证、质证、辩论。第二、家庭暴力案件中，积极推行证人作证制度。在涉及保护妇女权益的家庭暴力案件中，案件的知情人由于种种原因大多不愿意出庭为女方作证，使受害妇女合法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法官针对证人不愿作证的不同情况，分析证人的基本心态，作必要的宣传教育工作，消除其思想顾虑，同时落实证人作证的补偿措施，使证人能够出庭为受害妇女作证。对于涉及案件主要事实的主要证人经作工作后仍不到庭作证的，如长期与案件当事人相处的邻居、亲朋好友，他们对男方是否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比较了解，但因为顾虑到邻居关系或亲朋关系，不愿出庭作证。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取得证言，再交由当事人质证。
二是强化庭前指导，建立多元化调处化解婚姻纠纷的机制。首先，在受理案件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明确告知举证责任及举证范围，使当事人了解“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以及举不出证据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法院向其明确列举离婚案件当事人应在哪几方面提供证据，如要求当事人提供婚前感情基础方面的证据、婚后相处情况的证据、婚姻现状及感情是否破裂的证据、财产及债权、债务方面的证据、子女抚养能力方面的证据及其他有关证据。并告知当事人对自己无力提供的一些证据，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其次，在强化诉讼调解的同时，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当事人和案件特点，广开调解渠道，如邀请当事人共同尊重的、在家庭成员中资历较深、威信较高的亲属参与调解，邀请当事人所在单位的领导或妇联等基层组织、当事人所住社区的办公人员或邻居协助调解，邀请当事人的子女到场做工作参与调解，邀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基层组织、乡镇司法所积极参与分析产生纠纷的原因，耐心做夫妻双方的思想工作，帮助双方明白彼此间面临的差异和改进沟通方式，鼓励夫妇双方努力维系婚姻，发挥家庭功能，减少婚姻中的冲突，即便通过调解双方仍不合者，也可以通过调解将离婚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有效避免夫妻双方矛盾越来越大、裂痕越来越深，也能够取得第一手资料。
三是尽力保护妇女在诉讼中的权利。首先，坚持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相结合的原则，确保妇女权益的实现。妇女对男方财产不清楚，对于其不能提供的证据，只要其提供证据线索，即认为已举证，具体证据由法院依职权或依申请进行调查取证。然后再由双方进行质证，根据质证情况，按照照顾妇女利益的原则予以判决。其次，在离婚案件中，充分考虑妇女对家庭的隐性贡献，给予妇女适当的补偿。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向妇女释明，妇女因其对家庭的隐性贡献，有权要求男方给予适当补偿，并支持妇女的这一主张。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付出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在离婚时，应当充分肯定女性对家庭的情感付出，由男方给予妇女适当的补偿。
四是完善立法，正确适用法律。制定《婚姻法》的相应条款，以便给审理离婚案件出现的新问题提供依据。法官在审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和运用自由心证，依法保护无过错方，严肃追究“过错方”，加大对过错方的惩罚力度，从而确保离婚案件的公正审判。
五是强大对离婚案件的调解工作。利用调解前置程序，理清双方的婚姻状况及争执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司法解释，将婚姻纠纷列入调解前置程序的框架，这样便于法官及时了解双方当事人的婚姻基础，婚后感情，涉诉原因，是否有调解和好的希望，做到心中有数“对症施药”。对夫妻感情较好的，只因一时冲动草率引诉的，可采用“冷处理”的方式；对双方因误解或误会引起的离婚，帮助双方消除误会；对婚姻感情确以破裂，在调和工作未果的情形下，应及时开庭依法妥善化解婚姻纠纷。
总之,在离婚案件审理中要加大调解力度，审判中应贯彻和体现“能调则调，多调少判”原则，努力树立全案调解的观念，对每个离婚案件均着重调解，决不放弃，促成双方和解。加强对当事人的说教工作，给当事人解释法律，阐明离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促使案件调解成功。不论是调解解除婚姻关系，还是调解维持婚姻关系，都能够使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从而促进了家庭和谐社会稳定。
